
我叫李建平,1974年生,苏北盐城人,1998年春天去了南京,就是从那一年起,我在糖坊廊那间小院里,碰见了林小茹,也把自己这半辈子的命,跟她缠到了一起。

那年我二十四,搁老家已经耗得没啥心气了。
前几年我一直跟着乡里几个包工头到处跑,哪儿有工地就往哪儿去,风里来雨里去,住过工棚,也睡过水泥板,最苦的时候,冬天半夜起来给水泥保温,脚底板冻得都没知觉。原先想着,只要能挣钱,苦点累点不算啥。可谁知道,1997年年底那回,老板卷了钱跑了,人找不着,工钱也没了。我们这帮人堵了几次门,报了几次案,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回到家的时候,我身上就剩一套换洗衣裳,还有一肚子说不出口的窝囊。
我爹那人嘴硬,一辈子没说过几句软话。看见我回来,他蹲在门口抽旱烟,半天没吭声。等我把包往屋里一撂,他才低声说了句,又白忙一年。那句话像根刺,扎得我胸口发闷。我妈比他强不了多少,晚上给我端饭的时候,眼圈一直红着,嘴里还硬撑着说,回来就好,人没事就好。
可我心里明白,回来不算好,回来就等于认输了。
老家就那点地,种来种去也填不饱肚子。我那时候二十四,说大不大,说小也不小,再这么蹲在村里,别说娶媳妇,连把自己活明白都难。于是第二天一早,我就跟我妈说,我去南京。
南京这个地方,我之前没去过,只听人说过,说那边城大,活多,机会也多。村里有个远房表哥曾经去那边干过活,说只要肯下力气,饿不死。我妈一听我要走,先是愣了一下,接着背过身去抹眼泪。她没拦我,只是进厨房给我煮了十个鸡蛋,还从柜子底下翻出三十块钱,硬塞我手里,说,路上别舍不得花,到了地方先吃口热的。
我爹送我到村口。那天风有点凉,路边的麦子刚返青,青不青黄不黄的一片。他跟我走了一段,走到拖拉机等人的地方,停下了,还是没看我,就盯着前面的土路说,好好干,别惹事,别给家里丢人。
我说,知道了。
他点了点头,像是还想说点啥,最后也没说出来。
我上了拖拉机,回头看了一眼,我爹还站在那儿。人不高,肩膀有点塌,被风一吹,衣裳贴在身上,显得特别瘦。那一眼我记到现在。
从县城坐大巴到南京,差不多六个小时。车停在中央门车站的时候,天已经偏西了。我背着蛇皮袋子下车,一脚踩在水泥地上,整个人都是懵的。人太多了,车也多,喇叭声一阵压一阵,满鼻子都是汽油味、灰尘味,还有不知道哪家饭馆飘出来的葱油味。我站在那儿,觉得自己像个被从土里刨出来的人,忽然被扔进另一种生活里,连往哪儿迈腿都不知道。
我掏出兜里记着号码的纸条,找公用电话,给一个以前在上海认识的朋友打电话。他叫陈国强,早我两年跑出来,在南京混了好几年。电话通了,他一听是我,倒挺痛快,说,来吧,我在城南糖坊廊这边租了个地方,你先过来落脚,别在车站晃。
我问了好几个人,又坐了两趟公交,才摸到糖坊廊。
那条巷子我到现在都能想起来。窄,深,拐弯多,脚下是旧石板和补过的水泥路,两边都是老房子,墙皮起壳,檐口发黑,有的门口挂着咸鱼,有的窗台上摆着葱蒜。越往里走越暗,白天都像傍晚,太阳照不进来,只能从屋顶上头漏一点光。巷子里有小孩追跑,有人在门口择菜,还有人端着搪瓷缸子站那儿闲聊,南京话夹着各地方言,乱哄哄的,可又透着股说不出的烟火气。
陈国强在巷子口等我,看见我先笑,说,哎哟,李建平,真跑来了。
我说,不来不行了。
他接过我手里的袋子,一边往里走一边说,先住下再说,南京饿不死人,就是刚来得熬一阵。
他把我带到一座小院门口。木门旧得发亮,门轴一推就嘎吱响。进去以后,是个不大的院子,中间真有棵石榴树,树不算特别粗,但枝杈已经张开了,叶子密密匝匝。东边两间屋,西边一间,南墙根底下搭着个棚子,像后来随手补上去的。院里一口旧水缸,一个砖头垒的灶台,靠墙还摆了几只煤球炉。
陈国强住东边那间,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,基本没别的。西边那间住着个姑娘,陈国强压低声音跟我说,在百货商店上班,人挺安静,不爱跟人多说话。南边那个棚子空着,房东是个老太太,姓周,大家都喊她周婆婆。
周婆婆戴着老花镜,头发梳得一丝不乱,看着挺精明,说话倒不冲。她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,问,住几天还是长住?
我说,先长住吧,找到活儿再说。
她说,棚子一个月六十,水电另算,押一付一,能住就住,不能住别勉强。
我进去看了看。说是棚子,其实比杂物间强不了多少,也就七八个平方,墙上糊着旧报纸,有些地方都卷边了,顶上吊着个十五瓦的灯泡,黄得发虚。床倒有一张,就是木板床,躺上去嘎吱响。角落里还有个缺口的脸盆架。
说实话,那地方真不咋样。
可对当时的我来说,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,就不错了。
我当场把钱交了。周婆婆收了钱,从围裙兜里摸出把钥匙给我,说,晚上关好门,东西自己看好,院里做饭别把火烧大了。
那天晚上,我躺在那张木板床上,身下硬得硌骨头,耳边全是巷子里的动静。有人吵架,有人咳嗽,有自行车铃叮铃铃地过去,远处还有狗叫。棚子里闷得很,空气里一股旧纸和潮气混在一起的味道。我看着头顶那盏灯,心里却一直翻着一句话。
南京,我来了。
第二天一早,我就出去找活。
头几天基本都是瞎撞。看见工厂就问,看见门卫就搭话,人家一看我操着外地口音,穿得又土,先就有点爱答不理。有的说,现在不缺人;有的说,等通知吧;有的干脆连门都不让我进。我在城里绕来绕去,鞋底都磨热了,到中午就啃两个鸡蛋,再喝一口路边凉水。到了下午,人饿得心慌,腿也发软,可还是不敢歇,怕一歇下来,心气就散了。
那天快天黑的时候,我拖着步子往糖坊廊走。走到巷子口,看到路边蹲着个姑娘,旁边铺着块旧布,上头摆着橘子、袜子,还有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裳。她低着头招呼人,声音不大,却挺清亮。有人问价,她就耐着性子回,不急不躁。
我经过的时候,她正好抬头。
就那一眼,我后来记了好多年。
她长得不算那种一眼惊人的漂亮,可眉眼干净,皮肤白里透黄,像那种常年不见太阳的白,头发用根黑皮筋随便一扎,额前还有些碎发。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,领口磨得有点毛,袖子卷到手腕。她冲我笑了一下,说,大哥,买点橘子吧,甜的。
我摸了摸口袋,里面就几块钱。那时候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,哪敢乱买东西。我有点不好意思,摇了摇头,说,不买了。
她也不尴尬,只说,没事,想吃了再来。
我走了几步,心里还莫名回头看了一眼。她已经低下头,又在跟别的客人说话了。
回到院子,天黑透了。我坐在石榴树底下抽烟,腿酸得发麻,脑子里还在想白天碰过的那些冷脸。抽到一半,西边那间屋门吱呀一声开了,我扭头一看,愣了。
居然是巷子口卖橘子的那个姑娘。
她手里端着个铝盆,估计是出来洗菜,看见我也愣了一下,接着笑了,说,是你啊。
我站起来,说,是你啊。
她说,你住这儿?
我指了指南边棚子,说,刚搬来,住那儿。
她点点头,说,我叫林小茹,住西边。
我说,我叫李建平,盐城人。
她眼睛亮了一下,说,我也是盐城的。
我说,真巧。
她笑,说,可不是,跑这么远还能碰上老乡。
就这么着,我跟林小茹认识了。
第二天我照样出去找活,结果还是一样,四处碰壁。晚上回来时,院里飘着股呛人的烟味。我走近一看,林小茹蹲在灶台边上生火,急得脸都红了。她手里捏着火柴,一根接一根地划,可那堆柴要么不着,要么着一下又灭了,弄得满脸都是烟灰,眼睛都熏红了。
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,忍不住说,我来吧。
她抬头看我,略有点不好意思,往边上挪了挪,说,这火怎么都点不着。
我蹲下去,把她塞得满满当当的柴抽出来一些,重新架了架,中间留了空,再拿几张引火纸垫进去,火柴一划,先点纸,再往里吹了两口气,火就蹿起来了。火苗一上来,木柴噼啪一响,她在旁边哎了一声,像是挺惊讶。
我说,柴不能塞太实,得让它透气,不然闷死了,怎么烧得起来。
她说,原来是这样,我还以为柴越多越容易着。
我笑了笑,说,哪有那个道理。
她蹲在我旁边,看着火,突然说,要不你别回去弄了,一起吃吧,我饭下得多。
我也没客气,说,行。
那顿饭我记得很清楚。她炒了个西红柿鸡蛋,另一个是土豆丝。鸡蛋确实有点老,土豆丝切得粗细不一,有的像条,有的像块,可我饿了一天,闻着那股热锅炒出来的香味,肚子都在叫。她把饭盛给我,我一口气吃了三大碗,把菜盘里那点汤都拌净了。
她坐对面,看我吃,笑着说,你真挺能吃。
我说,饿狠了。
她说,慢点,别噎着。
吃完她去洗碗,我坐石榴树下抽烟。夜里风吹过来,带点潮气,还有巷子深处谁家放收音机的声音,断断续续的。我听见她在那边刷碗,水声哗啦啦的,心里忽然就有点安稳。
她洗完碗,搬个小凳出来坐在旁边,手里还拿把扇子。
她问我,工作找得咋样?
我说,不咋样,今天又白跑了。
她说,才来两天,急啥。南京地方大,活儿多,就是得慢慢碰。
我嗯了一声。
她又问,你以前干啥的?
我说,工地,跟人打混凝土,扎钢筋,什么杂活都干过。
她说,那你有力气,肯定能找到。
我问她,你一直在百货商店?
她说,来了两年了。先是在小柜台站着,后来才进商场卖化妆品。站一天脚都发胀,不过比在老家种地强。
说着说着,话就多了起来。她问我家里几口人,我说爹妈都在,还有个妹妹嫁人了。她说她家两个弟弟都还在念书,她出来得早,就是想替家里分担点。她说这话的时候,声音轻轻的,没抱怨,也没喊苦,可我听着就知道,她这些年不容易。
那晚临了,她说了一句,咱俩老乡,在外头都不容易,有事就吱一声。
我说,行。
从那天开始,我跟林小茹慢慢熟了。
熟起来这事儿,说快也快。一个院子住着,抬头低头都见。早上她比我起得早,起来梳头、洗脸,再匆匆忙忙出门;我也差不多,啃口馒头就往外跑。晚上回来,十有八九都能碰上。有时候她买了菜,我帮着生火;有时候我回来早,就顺手把水烧上,等她回来炒菜。
一开始还只是偶尔搭一顿,后来搭得越来越自然。
她去菜市场买菜,会顺手问我,晚上吃不吃?我说吃,她就多买一点。我要是哪天碰巧领了点便宜蔬菜回来,也会放她门口,说,这个一起做了吧。再往后,索性就成了搭伙。
她这人有点细,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细,是过日子那种细。买根葱花了几毛,买瓶酱油花了多少,她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。月底坐在石榴树底下,一笔笔跟我对账。我有时候嫌麻烦,说差不多就得了,几块钱的事儿,算那么清干啥。她不干,说那不行,亲兄弟也得明算账,咱俩清清白白,谁都不占谁便宜,这样才长久。
我说,你这人还挺认真。
她说,认真点不好啊?
我说,好,挺好。
她听了就笑。
那段时间,我找工作还是不顺。南京看着大,可真正轮到你这个没学历没门路的外地人,能伸手够着的地方并不多。我有时候走了一整天,到晚上连顿像样的饭都舍不得吃,心里说不憋屈是假的。可一回到院子,看见林小茹在灶台边忙活,火光映着她侧脸,锅里咕嘟咕嘟冒热气,那股劲儿就又回来了。
大概一个多月以后,我总算找到份活儿。
是在一家小机械厂,给机器上零件。厂子不大,活却不少,机器一开就是一整天,站得脚后跟疼。工资一个月四百五,扣掉吃住,能剩下一点。我嫌少,可也顾不上挑,有活就先干着。
那天发了临时工牌,我揣在兜里一路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回糖坊廊,心里头比谁都亮堂。一进院门我就喊,小茹,我找着活儿了。
她正弯腰洗青菜,闻声抬头,眼睛都亮了,说,真的?
我说,真的,一个月四百五。
她立马笑起来,说,那挺好啊,今晚庆祝一下。
说是庆祝,也不过就是多炒了两个菜,外加买了一瓶啤酒。可对那时候的我来说,已经像过年了。我们坐在石榴树底下,菜摆在木凳上,中间那瓶啤酒冒着白气。我不怎么会喝,喝两口脸就热。她看我耳朵都红了,在旁边笑个不停,说,你这酒量也太差了。
我说,平常喝不起,也没人陪我喝。
她说,现在有了。
那晚月亮挺亮,照在院子里,树影一晃一晃的。我捏着酒瓶,心里头忽然觉得,南京也没那么吓人了。有活干,有口热饭,有个说得上话的人,这日子好像真的能慢慢往前过。
日子一旦有了点秩序,过起来就快。
1998年下半年到1999年春天,基本就是那么一天天过的。早起,出门,干活,下班,买菜,回院子,做饭,吃饭。听起来没什么意思,可现在回头看,那反倒是我这辈子少有的安稳时候。
周婆婆闲下来就喜欢坐在门口摇蒲扇,跟我们讲这院子的旧事。她说糖坊廊以前真是运糖的地方,河道没堵的时候,船能一直摇进来,那些大户人家就在附近囤货。她还说这院子原先是偏院,正院早年间拆了,剩下这点地方,后来就一间一间租给外地人。她说这些的时候,林小茹总听得特别认真,像在听什么了不得的传奇,我坐旁边抽烟,偶尔搭一句话。
有次周婆婆指着石榴树说,这树是我嫁过来那年种的。
林小茹很惊讶,说,这么多年了?
周婆婆说,可不是。我十八嫁进来,今年都六十多了。树还在,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她说这话时,声音不高,却让我莫名心里一动。我抬头看那棵树,枝叶绿得发亮,风一吹,叶子翻白。我当时没想到,很多年以后,我还会回来,还是坐在这树底下。
1999年春天,厂里出了件事。
有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工友,叫赵海生,平时干活挺利索的。那天机器出了点小毛病,班长催得急,他没停机就伸手去拨,结果一下被轧住了。人当场就惨叫起来,血流得到处都是。我们几个冲过去把机器关了,把人往外抬,送到医院后,最后还是截掉了两根手指。
那一幕给我吓着了。
我是能吃苦的人,可不代表我不怕。那阵子我一站到机器边上,耳边就像还能听见他那声叫,心里总发虚,手也不敢往前伸得太快。干了半个月,整个人都绷着,晚上回去也不怎么说话。
林小茹先发现了。她那人眼尖,我高兴不高兴,她看一眼就知道。
那天晚上她把菜端上桌,看我半天不动筷子,问,咋了,厂里出事了?
我愣了一下,说,你咋知道?
她说,你脸上都写着呢。
我这才把赵海生的事跟她说了。说完以后,我闷头扒了两口饭,才说,我不想干了,这活儿太悬。
她听完没立刻接话,过了会儿才说,不想干就别硬撑。命比啥都重要。
我说,可辞了去哪儿找?
她说,先边干边找呗。实在不行,这阵子我多出一点,先把饭吃上。
我一听就不乐意,说,那哪行,哪能让你养我。
她瞪我一眼,说,谁养你了,搭伙过日子,短了谁先垫一把,不正常啊?
我听得心里热了一下,嘴上却只说了句,行吧,我再看看。
后来我一边在厂里撑着,一边出去找别的活。跑了十来天,终于在一家物流公司找到搬运的差事。工资比厂里多一点,就是累,全靠肩膀和腰吃饭。早上卸车,下午装车,有时候一车货下来,衣裳都能拧出水。可我宁愿累,也不想再站那机器旁边提心吊胆。
换了工作以后,我晚上经常累得手指都伸不直。回到院里,林小茹看我龇牙咧嘴地揉肩,就会说,你坐着吧,今晚我来。嘴上嫌我笨手笨脚,做饭时却总多给我添一勺饭。有几次我半夜腰抽筋,她还起来给我烧热水,叫我拿毛巾捂一捂。
那种照顾,不是咋咋呼呼的照顾,就是很小的地方,一点一点渗进来。
1999年夏天,南京热得人要疯。
我那棚子本来就小,白天晒了一天,晚上进去像进蒸笼。顶上那层铁皮还是木板,反正存热,夜里一点风都没有,躺着全身冒黏汗,凉席底下都发潮。我忍了几晚,实在顶不住,就把凉席搬到院里石榴树下睡。
夜里总算有风,虽然蚊子嗡嗡的,可比棚子里强多了。
有天半夜,我迷迷糊糊听见脚步声,睁眼一看,是林小茹抱着凉席和枕头出来了。她站在树下看看我,问,真有这么凉快?
我说,比屋里强,你那西晒的屋应该更热。
她皱着鼻子说,可不是,跟烤箱一样。
我往旁边挪了挪,说,你铺那边吧。
她有点犹豫,还是把凉席铺在石榴树另一侧。于是那晚,我们一个在东,一个在西,中间隔着棵树,各睡各的。院墙外头不时传来人声,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,月光从叶缝里漏下来,落在她脸上,忽明忽暗的。
我其实没怎么睡着。
我侧着身,看见她背对着我,头发散下来一点,贴在脖子上。她呼吸很轻,像是睡着了,又像没睡。我不敢多看,怕她发现,只好又转过头盯着天上的月亮。可眼睛盯着月亮,心里想的却还是她。
那是我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,我对林小茹,不只是老乡,不只是搭伙吃饭的邻居。
可我没敢往深了想。
说白了,我那时候算个啥?住个棚子,挣几个辛苦钱,连南京都还没站稳脚跟。她虽然也是外地来的,可在商场上班,穿得整整齐齐,说话做事都利落,人也长得秀气。我呢,晒得发黑,衣服总有股汗味,手上全是老茧。我凭啥动那份心思?
所以我把那些想法都压下去了。
只是从那以后,只要夏天热,我俩就会抱着凉席睡院里。依旧一人一边,中间隔着石榴树。谁也不碰谁,谁也不说破,可那层看不见的东西,已经悄悄长出来了。
1999年秋天,林小茹病了。
那天我下班有点晚,进院后没看见她在灶台边忙活,还觉得奇怪。往常这个点,她不是在洗菜,就是在切葱。我等了一会儿没动静,就过去敲她门。敲了半天,里头才有点响,门一开,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她整个人烧得发白,嘴唇干得起皮,头发乱着,靠在门边直打晃。
我说,你这咋回事?
她硬撑着说,没事,有点发烧。
我伸手一摸她额头,烫得吓人。我说,这还叫有点?赶紧去医院。
她摇头,说,睡一觉就好了,别花那冤枉钱。
我听了就火了,说,你都快站不住了还睡一觉?走。
她还想推,我哪还跟她废话,直接把她胳膊搭我肩上,扶着往外走。走了几步她腿软,我一咬牙,蹲下身说,上来。我背着她往巷子外跑。她人不胖,可那会儿没力气,全身软软地压在我背上,呼出来的气都是烫的。我心里又急又怕,只觉得这条巷子怎么长得走不完。
到了医院一查,急性肺炎,高烧四十度,得住院。
我去排队、交钱、办手续,忙得一头汗。等全弄完,回到病房,她已经挂上水了,躺在床上闭着眼,脸色苍白得厉害。我站床边看她,心里一阵一阵发紧。她睁开眼看见我,声音虚得很,说,钱我回头还你。
我说,你先别说这个。
住院那几天,我白天照样上班,晚上就往医院跑。物流公司的活儿本来就累,下班再赶过去,人几乎是飘着的。可只要一进病房,看见她躺那儿,心里又不敢松。她有回看我坐凳子上打瞌睡,眼都睁不开了,就说,你别来了,我自己能行。
我说,那不行。
她说,真没事,有护士呢。
我说,护士是护士,我是我。
她听完就不说话了,转过脸去,肩膀轻轻动了动。我知道她是哭了,可她不想让我看见,我也就当没看见。
五天后她出院,我把她接回院子。那几天她虚得很,走两步都喘。我给她熬粥,买鸡蛋,去药店拿药,回来盯着她按时吃。她靠床头喝粥的时候,突然掉眼泪,把我吓一跳。我赶紧问,怎么了,是不是又不舒服?
她摇头,说,不是。
我说,那你哭啥?
她低着头,捧着碗,半天才轻声说,建平,你这个人真好。
这句话她说得很轻,我却听得整颗心都乱了。
我站那儿愣了半天,最后只挤出一句,你别想那么多,赶紧养好。
可从那以后,我跟她之间,的确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说不清具体哪儿变了。可能是她看我时,眼神会停得更久一点;也可能是我去上工前,她会多问一句中午带没带够干粮;又或者是晚上坐院里,她不再跟我隔着那么远,而是把凳子往我这边挪一挪。
可再不一样,我们谁也没先捅破那层纸。
我不敢,她也没说。
转眼到了2000年春天,出了一件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冒火的事。
那晚我回去得晚,一进院门就听见压着的哭声。我一抬眼,看见林小茹坐在石榴树下,抱着膝盖,头埋得低低的,肩膀一抽一抽。她平时不是爱哭的人,所以那一下我心里立马就沉了。
我快步过去,说,小茹,咋了?
她抬起脸,眼泪糊了一脸,看见是我,赶紧抹,说,没事。
我说,你这叫没事?谁欺负你了?
她不吭声。
我急了,说,你说啊。
她咬着嘴唇,过了好一会儿,才断断续续地说,是店里那个经理。今天下班,他叫我去仓库点货,里头没人,他就……就动手动脚。
她说到这儿,声音都抖了。
我脑子一下炸了,站起来就想往外冲。她扑上来拉住我,说,你别去。
我说,我不去?我不去让他白占你便宜?
她死死拽着我胳膊,眼里全是慌,说,建平,你去也没用,他上头有人,咱惹不起。
我说,惹不起也不能这么算了。
她说,那我辞职,我不干了。
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,牙都咬疼了。可她拽着我,眼泪一个劲往下掉,我终究没去成。那晚她哭了很久,哭累了才回屋。我一个人在树下坐到天亮,烟头扔了一地。
第二天我还想去找那经理,结果林小茹说什么都不让。她怕把事情闹大,怕自己以后更不好找工作。我知道她担心的不是没道理。像我们这种人,在城里没依没靠,真要碰上那种人,吃亏的大多还是自己。
没过几天,她就把百货商店的工作辞了。
后来她在另一家商场又找了份卖化妆品的活,地方远一点,每天得多倒一趟车。她嘴上说没事,远点就远点,清净就行。可我看得出来,那事儿到底在她心里留了刺。她话比以前少了,有时候晚上坐在院里,明明人就在我旁边,魂却像飘到别处去了。
我想安慰她,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口。想了半天,只会说,要不我去接你下班吧。她听了愣了一下,接着笑,说,你那边也累,不用。我说,顺路我就去。其实一点都不顺路,可我还是隔三岔五去她商场门口等她。她每次下班出来,看见我站那儿,先是愣一下,然后笑一笑,那笑里有点疲,也有点安心。
2000年秋天,周婆婆的儿子来接她了。
老人家年纪大了,腿脚也不如前,儿子非让她搬过去住,说一个人守着院子不放心。周婆婆嘴上嫌儿子烦,收拾东西时却没怎么反对。我跟林小茹帮她打包被褥、锅碗,最后又把东西搬到巷口三轮车上。
临走时,周婆婆坐在车上,眯着眼看我们,突然笑了笑,说,你们两个,好好处。
这话一出来,我跟林小茹都愣了。
她倒比我反应快,笑着说,周婆婆,您保重。
周婆婆摆摆手,车就走了。
等车拐出巷子,院子一下就空了。空得很突然。回去那一路,林小茹一直没说话。进了院门,她看着石榴树,轻声说,周婆婆一走,这院里就剩咱俩了。
我说,嗯。
她又说,建平,你说,咱俩能不能一直这样?
我一下没接上话,只好问,哪样?
她低着头,用脚尖踢地上的落叶,说,就是这样,搭伙,一起做饭,一起过。
我心里猛地一跳。明明想说点什么,喉咙却像堵住了,只“嗯”了一声。
她等了一会儿,见我没往下说,也没再问,转身回屋了。
那晚我躺在床上,反反复复想着她那句话。其实我知道她什么意思,可我越知道,越不敢说。因为一旦说出来,就不是搭伙吃饭那么简单了。我怕自己担不起,也怕给不起她什么。
再后来,一晃到了2001年春节。
那年我没回老家。说是加班,其实根本不是。就是兜里没多少钱,回去也拿不出个样子来,觉得没脸见爹妈。我在电话里跟我妈说,厂里忙,过年走不开。我妈一听就哭了,说你都三年没回了。我只能硬着头皮说,明年,明年一定。
林小茹也没回。她说票难买,后来又说商场值班,反正理由换了好几个。我知道,归根到底还是钱。我们这种出来打工的人,哪有那么多体面可讲。
那年除夕,南京下了雪。
雪从上午就开始下,到了傍晚,巷子、屋顶、树枝全白了。石榴树上压着一层雪,看上去安安静静的。我站在院子里,忽然想起刚来那年春天,这树还刚冒芽呢,眨眼已经过了这么久。
林小茹裹着件旧棉袄出来,站我旁边,问,想家不?
我说,想。
她说,我也想。
风一吹,雪沫子从树上簌簌往下掉。她缩了缩脖子,我说,今晚包饺子吧。
她立马说,行。
我们下午跑去菜市场,很多摊子都收了,好不容易才买着点肉和韭菜。回来后,我和面,她剁馅。她剁馅的时候,袖子一挽,头发别到耳后,动作麻利得很。我笨手笨脚地和面,面盆上糊得到处都是。她看不下去,笑着抢过去,说,你和的这是什么,喂猪都嫌硬。
我说,能熟就行。
她说,过年不能凑合。
后来她擀皮,我包。她擀得圆圆的,我包得歪七扭八,有的捏不严,下锅前她直摇头,说,你包的这是啥玩意儿。我说,反正都吃进肚里,看着像啥无所谓。
晚上饺子下锅,屋里热气腾腾。电视里放着春晚,声音大得很,我们也没认真看。桌上摆着饺子、醋碟,还有一小瓶白酒。我端起杯子说,过年好。她也举杯,说,过年好。
酒一入口,辣得我直咳嗽。她笑得前仰后合,说,不能喝还逞能。我也笑,说,过年高兴。
吃到一半,她忽然放下筷子,眼神直直地看着我,说,建平,我想跟你说个事。
我心里一下紧起来,说,你说。
她呼了口气,像是鼓了很大的劲,才说,咱俩就这样一直过下去,行不?
那一瞬间,屋里电视还在响,外头鞭炮也在炸,可我什么都听不清了。脑子里只剩她那句话,一下一下敲着我。
我拿着酒杯,手都不稳了,说,你是说……
她眼圈有点红,声音却很平静,说,你要是没那个意思,就当我没说。
我看着她,忽然什么顾虑都没了。什么穷啊,破啊,给不起啊,在那一刻都不重要了。我就觉得,要是这时候我还不说,那我就真不是个男人。
我把酒杯放下,说,我有意思。
她像是不敢信,抬头看我。
我又说了一遍,我有意思,小茹,我早就有意思了,就是不敢说。
她一下笑了,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她骂我,你这个傻子,我等你这话等了多久你知道不。
我伸手去握她的手,手心全是汗。她手有点凉,却没躲。
那晚我们坐了很久。饺子凉了,春晚放完了,外头鞭炮声都稀了,我们还坐在桌边,手握着手,像是怕一松开,这事儿就不作数了。
从那天起,我跟林小茹就算在一起了。
可我们日子还是照样过,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。第二天一早,她照样起来煮粥,我照样去上工。只是她回头看我的时候,会笑得不一样。我喝粥时,她会问一句,咸不咸。那语气里有种说不出来的亲近,听得我心里发热。
那段时间,我像换了个人,干活都更有劲了。以前搬货,想着的是今天别出岔子;后来搬货,想着的是多挣一点,以后给她换个好点的住处。晚上下班回去,看见院里灯亮着,她在里面忙,整个人就踏实了。哪怕只是一碗面,一盘青菜,我也觉得有盼头。
我们开始一起攒钱。
她拿着小本子算账,除了平常吃喝,还专门另记一页,上头写着“搬家钱”。我笑她认真,她说,不认真不行,咱总不能在这棚子和小破屋里过一辈子。她还说,等攒够了,咱租个有窗户的大点的房,最好能自己有个小厨房。她说这些的时候,眼睛亮亮的,我就在旁边听,觉得那些还没到手的日子,已经有了轮廓。
可人这辈子,常常就是这样。刚尝着点甜头,事儿就来了。
2001年夏天,我妈来信了。
信是用那种信纸写的,字歪歪扭扭,一看就是我妈写的。她在信里说,我爹老毛病又犯了,胸口闷,夜里咳,吃不下饭,让我有空回去看看。信上还有几滴晕开的墨,像是手抖时滴上去的。
我拿着信,坐在石榴树底下半天没说话。
林小茹从屋里出来,看我脸色不对,问,家里来信了?
我把信递给她看。她看完,轻声说,那你回去一趟吧。
我说,嗯,得回。
她说,请几天假,回去看看叔叔阿姨,也该回了。
我点头,可心里却沉得厉害。因为我很清楚,这一趟回去,绝不只是看看那么简单。
我请了假,坐车回了老家。
到家一看,我爹果然病得不轻。人瘦了一大圈,脸都凹进去了,躺在床上咳起来像要把肺咳出来。我妈在一旁伺候,眼窝陷得深,整个人也没了气色。我在家待了十天,白天帮着做饭、挑水,晚上守着我爹。临走那天,我妈送我到村口,背过人偷偷抹眼泪,说,你爹这身子骨,怕是拖不了太久了,你有空多回来看看。
我心里堵得慌,只能说,知道了。
回南京以后,我整个人都闷了不少。林小茹一看就知道,她也不催,只是晚上多陪我坐会儿。有时候我说起我爹,她就在一边听着,手轻轻搭在我胳膊上,也不插话。那种安静,比什么安慰都管用。
可我没想到,到了那年秋天,我爹还是没撑过去。
电话打来的时候,我正在搬货。邻居在电话那头说,建平,你快回来吧,你爹走了。
我脑子嗡的一下,手里的麻绳都掉地上了。后来老板跟我说了什么,我都记不清了,只知道自己像梦游一样请假、赶车、回村。到家的时候,院里已经搭了灵棚,我爹躺在棺材里,脸蜡黄蜡黄的,安静得像睡着了。
我跪下去磕头,额头磕在地上,脑子里全是小时候我爹拉着我赶集的样子,还有送我去村口时他那句别给家里丢人。人这一死,什么硬话、倔劲儿,都成了空的了。
丧事办完,我妈把我拉到一边,声音哑得厉害,说,建平,我一个人在家,可咋过啊。
她说这话时,眼睛里全是怕。
我那时候心一下就乱了。
我说,妈,要不你跟我去南京。
她立马摇头,说,不去。我去那人生地不熟的,还拖累你。
我说,怎么能叫拖累。
她说,城里我住不惯,再说你还得上班,哪有功夫管我。我就在家,种点菜,慢慢过。
她说得轻巧,可我心里明白,她一个人,哪有那么容易。
从老家回来以后,我整个人都不对了。
以前就算累,回院里还能说说笑笑;那段时间,我连话都懒得说。林小茹问我,我总说没事。可哪可能没事。爹死了,妈一个人在家,像根绳子一样拴在我心口,越拽越紧。我一边舍不得南京这边刚安定下来的日子,一边又放不下老家那个孤零零的家。
有一晚,吃完饭,林小茹把碗一放,认真地看着我,说,建平,你到底怎么打算的?
我低着头,半天才说,我想回去。
她愣住了,说,回老家?
我说,我妈一个人,我放心不下。
她没立刻说话,过了会儿才问,那南京这边呢?
我咬了咬牙,说,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
她手里的抹布停住了。她看着我,像是没听明白,又问了一遍,跟你回去?
我说,嗯,咱俩一起回去,在老家也能过。虽然穷点,可房子有,地也有,能活。
她低下头,很久没说话。后来她才慢慢开口,建平,我在南京待这么多年了,我已经习惯这儿了。我不想回农村。
我说,农村怎么了,咱又不是不能过。
她抬头看我,声音也有点硬了,不是不能过,是我不想过。我出来这么多年,不就是为了不再回去种地吗?
那一晚,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吵起来。
吵得也不算凶,没有摔东西,没有大喊,可每一句都顶在要害上。我说我妈不能没人管,她说她不想把自己辛苦攒出来的这点生活全推翻。她说她在南京有工作,有熟悉的地方,有她熬出来的一点体面;我说可我妈只有我。她说你先回去照顾,我等你;我说那你跟我一起回去。她说她不去。
谁都没错。
可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后来好长一段时间,我们表面上还是照常过日子,心里却都悬着。做饭、吃饭、上班、下班,什么都没变,可那种没说出口的拉扯,一直在。
2002年春天,我妈又病了。
这回是邻居打电话,说我妈下地回来晕倒了,送去镇医院了。我接到电话,整个人都麻了,立刻去请假。晚上回院里收拾东西时,林小茹站在门口,看着我忙来忙去,脸色发白。
她问,去多久?
我说,不知道,先回去看看。
她抿了抿嘴,说,那边要是没事,你早点回来。
我嗯了一声。
走那天,她送我去车站。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。人很多,车站乱哄哄的,我拎着包排队检票,她站在栏杆外头,一直看着我。等我要进站了,她突然伸手拉住我,说,建平,你早点回来。
我看着她,只能说,嗯。
车开的时候,我从窗户里看她。她站在人堆里,不挤也不喊,就那样静静站着,眼睛一直追着车。那幅样子,我后来无数次想起来,想一次,心就疼一次。
回老家以后,我在家待了一个多月。
我妈住院、出院、吃药、休养,前前后后都得人盯着。她稍微好了点,又开始催我回南京,说你别在家耗着了,年轻人哪能一直困村里。我嘴上说不急,心里却知道,她越催,我越走不开。
那一个多月,我跟林小茹通过几次电话。那时候打电话不方便,得跑镇上。我每次去,先在电话亭外头排一会儿,轮到我时,投硬币、拨号码,心里总有点发紧。她一接电话,先是问我妈怎么样,我说好多了。她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,我就说快了,等再稳定点。她在那头嗯一声,说我等你。
这三个字,每次都让我心里发酸。
2002年夏天,我回了一趟南京。
推开院门的时候,天快黑了。林小茹正坐在石榴树底下择菜,抬头看见我,先是一愣,接着站起来,几乎是小跑着过来,一把抱住了我。她平时不是那种主动的人,可那天抱得很紧,脸埋在我肩上,声音都哽了,说,你总算回来了。
我拍着她后背,说,回来了。
那晚她做了很多菜,像过节一样。吃饭时她忽然说,建平,咱以后别分开了。
我说,嗯。
可说归说,我心里比谁都清楚,这事儿根本没过去。我妈那边迟早还要人,南京这边她又离不开。这根绳子,不会自己断,只会越绷越紧。
果然,2002年冬天,我妈又住院了。
邻居电话打来,说情况不太好,让我赶紧回去。我站在公用电话旁边,好半天没动。那天回去后,院子里格外安静。林小茹看我脸色,也猜着了。
我说,小茹,我得回去。
她点头,说,我知道。
我还是问了一句,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
她沉默了很久,最后还是摇头。她说,建平,不是我不愿意跟你过,是我真过不了那种日子。你让我去农村,我会喘不过气。
我问,那我妈怎么办?
她说,你先回去照顾,等稳定了再说。我等你。
我说,要是一直稳定不了呢?
她不说话了。
那晚我们都没睡。外头风吹得窗纸响,屋里一点点光从灯泡下散开。我们坐着说话,说到天快亮,也还是那个死结。谁都明白,这不是一句“等你”就能解决的事,可除了这样说,好像又没有别的办法。
2003年春天,我还是回老家了。
这次走之前,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预感。我知道,这一去,可能就不是几个月、一年两年那么简单。可我没法不走。我要是留下,我妈怎么办?我这辈子最怕别人说不孝,尤其那个人还是我自己。
走那天,又是林小茹送我去车站。
她穿了件灰色毛衣,头发扎得利利索索,看着和平时一样,可眼圈一直是红的。到了检票口,她拽着我的手,说,建平,你早点回来。
我说,嗯。
她又说,我等你。
我看着她,喉咙像堵住了,好一会儿才说,好。
车开出站时,我隔着玻璃看见她还站在那儿。那一刻,我心里真真切切地想,我会回来的,一定会回来。
可人算不如天算。
回老家以后,我被日子一点点困住了。
我妈身体一直反复,好几次夜里喘不上气,吓得我连鞋都顾不上穿就往卫生所跑。白天我要种地、挑水、买药,晚上得守着她。头两年我还常去镇上给林小茹打电话,十天半个月一回。我们在电话里反反复复说的,无非就是那些话:你什么时候回来,再等等吧。她说我等你,我说我知道。
这种话,一开始还能撑人,时间一长,就像钝刀子割肉。
2005年秋天,我最后一次给她打电话。
那天镇上风挺大,电话亭外头吹得塑料布哗啦啦响。我投了硬币,拨过去。铃响了几声,她接起来,说,喂?
我说,是我。
她在那头沉默了一下,说,建平。
我嗯了一声。
又沉默了会儿,她问,你还回来吗?
我张了张嘴,话却堵在嗓子眼。其实答案我知道,可我一直不敢说。她等了两年了,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。
她在那头又问了一遍,建平,你到底回不回来?
我捏着话筒,手心全是汗,最后憋出一句,小茹,你别等我了。
电话那边一下安静了。
过了一会儿,我听见她在哭。不是嚎啕大哭,就是那种压着的、轻轻的哭,越轻越扎人。她说,建平,你个混蛋。
我说,我知道。
她说,我等了你这么久,你就跟我说这个?
我说,对不起。
她没再说话,直接挂了。
我拿着话筒,听着里面嘟嘟嘟的忙音,站了很久。那一瞬间我就知道,有些东西,是真被我亲手掐断了。
从那以后,我们再没通过电话。
日子还是得过。
我妈又熬了几年,2009年走了。走的时候,她拉着我的手,说,建平,妈拖累你了。你以后,找个人吧,别一个人过。
我说,妈,你别说这话。
可她还是走了。
她走以后,家里彻底空了。原先为了她,我还能劝自己留在老家是有理由的。等她一走,我忽然就不知道自己这几年到底在守什么了。可这时候再想起南京、想起林小茹,一切都晚了。她可能已经结婚了,可能早有孩子了,可能早就把我这个人忘了。想到这儿,我又没勇气去找。
于是我就那么在老家耗着。
有时候夜里睡不着,会想起糖坊廊那条巷子,想起石榴树,想起院里那口灶,想起她生火时被烟熏得眯起的眼。那些画面越清楚,我越不敢碰。因为每想一回,都像把旧伤重新揭开一回。
2013年,我结婚了。
是村里人介绍的,一个寡妇,带着个闺女。她男人早些年出事没了,家里也想给她找个依靠。我们见了两次面,觉得都还过得去,就定了。没有什么情啊爱啊,说白了,就是搭伙过日子。她图家里有个男人撑着,我图屋里有个女人照应。
结婚那天没大操大办,就两家亲戚吃了顿饭。晚上躺在床上,我看着炕沿上那盏灯,脑子里却莫名其妙地冒出林小茹的脸。我想,如果她知道我结婚了,会怎么想。可那念头也就一闪,我很快就压下去了。想这些没用。
那段婚姻过了五年,不咸不淡。她人不坏,我也没亏待她,她带来的闺女我也尽力供着。可没感情就是没感情,凑在一起像两块木头搭个架子,不散,也不热。后来她闺女出嫁了,她自己也说,这么过下去没什么意思,提了离。我想了想,说行。就这么散了。
离了以后,我又一个人。
2023年秋天,她闺女出嫁。虽然不是我亲生的,可人家喊了我那么几年爸,我心里也拿她当自己孩子。婚礼办完,我一个人回到屋里,突然觉得这房子空得可怕。坐在炕沿上,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,脑子里蹦出来一个念头:去南京。
这个念头一出来,就怎么都按不下去。
二十年了,我一直躲着不去想。可真到了这个年纪,前半辈子稀里糊涂就过去了,后半辈子还能有多长?我突然很想知道,糖坊廊还在不在,那棵石榴树还在不在,她还在不在。
于是我买了票,坐上火车。
火车一路往南,窗外风景一节一节往后退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,望着那些陌生又像旧梦的站台,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。真到了南京,见着了,又能说啥?见不着,又该怎么办?我没答案。
到南京已是晚上。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,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去糖坊廊。
糖坊廊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
巷子口竖了块牌子,上头写着“历史街区”。原先那些剥落的墙都修过了,青砖白墙,铺了新砖路。两边开了不少小店,咖啡馆、文创店、小吃摊,年轻人来来往往,拿着手机拍照。以前那股子旧旧的、潮潮的味道淡了,换成了另一种热闹。
可我越往里走,越觉得心口发紧。因为巷子虽然修了,骨架还在。那些拐弯,那些门洞,甚至有几家窗台伸出来的角度,都还是老样子。
我走到当年的院子门口,门开着,里头已经改成了茶馆。
可那棵石榴树还在。
树比以前粗了不知道多少,枝叶也更大,树下摆着几张桌椅,几个人在喝茶聊天。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,照得桌面一块亮一块暗。我站门口愣了好久,才慢慢走进去。
一个小姑娘过来招呼我,说,叔,坐吧,喝点什么?
我随便点了杯茶,就坐在石榴树下。手里端着杯子,眼睛却一直盯着那树看。风吹过来,叶子沙沙响,我恍惚觉得,下一秒林小茹就会从西边屋里出来,端着铝盆去洗菜。
坐了会儿,我问那小姑娘,这院子以前住人的吧?
她说,是啊,后来改成茶馆了。叔你以前住这儿?
我说,住过。
她来了兴趣,问,住多久?
我说,差不多五年吧。
她哎了一声,说,那可真早。
我顿了顿,还是问她,跟你打听个人。以前这院子住过个女的,叫林小茹,你知道吗?
小姑娘歪着头想了想,说,名字我好像听过。我老板提过,说以前有个阿姨常来这儿坐,好像就姓林。
我心里一动,赶紧问,她现在还来吗?
小姑娘说,最近没见过。老板可能知道得多一点。
我那天在院里坐了很久,直到茶凉了,手也凉了,才起身走。可第二天我又去了,第三天也去了。
第三天下午,茶馆老板来了,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,穿得挺讲究,说话却很随和。她见我连着几天都坐同一个位置,主动过来搭话。问着问着,我就把来意说了。
她听完,看了我一眼,说,你找林姐?
我心一下提到嗓子眼,说,你认识她?
老板点头,说,认识。她前些年常来,就坐你这位置。有时候坐一下午,不怎么说话,就看树。
我声音都有点发紧了,说,她现在在哪儿?
老板说,前几年还来,后来好像搬走了。听说回盐城那边去了。
我又问,她结婚了吗?
老板看着我,像是想了想,才说,没有,一直一个人。
我愣住了。
老板又说,她跟我提过,年轻时候在这院里住过,喜欢上一个男的,后来那男的回老家照顾母亲,就没再回来。她说她等了很多年。
说到这儿,老板忽然停住了,盯着我看了看,像是猜到了什么。她轻轻叹了口气,说,你就是那个人吧。
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她说,她等了你二十多年。
那一刻,我只觉得胸口像被人狠狠攥了一把。二十多年。这个数字,我以前不是没想过,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,像一记闷棍,打得我脑子都空了。
那天晚上,我在旅馆躺了一夜,眼睛一闭,全是过去那些事。她在车站说我等你,她在电话里哭着骂我混蛋,她在石榴树下问我能不能一直这样过。原来我以为断了的东西,她一直没肯松手。原来那些年,她一个人扛着,真在等。
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盐城。
她老家那个村名,我还记得。小刘庄,村口一棵大槐树。以前她闲聊天时说过好多回,说她小时候就在那树底下跳皮筋。到村里一打听,果然还有人记得她。可她爹妈都没了,两个弟弟也各自出去了,老房子空着。有人说,她现在在县城住,一个人。
我又去县城找。
找人这事儿,说难不难,说容易也不容易。尤其那么多年过去,地址早变了。我在县城跑了两天,问了不少人,第三天总算在一个老小区里打听到了。
她住三楼。
我站在楼下抬头看那个窗户,腿都发软。明明一路都在想着见了面说什么,可真到了门口,脑子反而一片空白。我在楼道里站了好半天,才抬手敲门。
门开了。
她站在门里,我站在门外。
二十多年过去,她老了,头发白了一半,脸上有了纹路,肩膀也没年轻时候那么直了。可我还是一眼认出她来。尤其那双眼睛,还是当年的样子,只是更深了,也更安静了。
她看着我,没惊叫,也没后退,像是怔住了。过了很久,她才轻声说,你来了。
我嗓子发干,只说出一个字,嗯。
她侧身让开,说,进来吧。
屋里不大,却收拾得很干净。沙发罩洗得发白,茶几上摆着水杯和几本书,窗台上还有两盆绿萝。她给我倒了水,自己坐在对面。我们两个就这么对坐着,谁都不知道第一句该从哪儿说。
最后还是我先开口。我说,我去糖坊廊了。
她点头,说,嗯。
我说,那棵树还在。
她说,我知道。
我说,茶馆老板说,你以前常去。
她没接话。
我咬了咬牙,还是说了出来。她说,你等了我二十多年。
她终于抬眼看我,眼睛红了,却没掉泪。她说,建平,你知道二十多年有多长吗?
我低下头,说,我对不起你。
她笑了一下,可那笑很淡,说,对不起这三个字,我以前想听,后来又不想听了。你走那年,我真以为你会回来。我等了一年,两年,三年。后来你电话里让我别等了,我恨死你了。可恨归恨,还是忘不了。
她说这些的时候,语气很平,越平越扎人。
她接着说,后来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,我见过几个。条件有好的,也有凑合的。可我一坐那儿,脑子里全是你。我跟自己说,算了吧,别折腾人家了,也别折腾自己了。
我听着听着,眼泪就下来了。
她看着我,忽然也红了眼眶。她说,我最怕的不是你不回来。我最怕的是我这辈子都等完了,你还不知道我等过。
我哑着嗓子说,现在知道了。
她说,知道了有啥用,晚了。
我说,小茹,我后来也结过婚,后来离了。我这些年不是没想过你,是我没脸来。
她盯着我,突然骂了一句,建平,你真是个傻子。
那天晚上,她留我吃饭。
她进厨房做饭,我坐在外头,听着锅铲碰锅的声音,心里一阵恍惚。那声音跟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样。过了会儿,她把菜端出来,炒土豆丝,西红柿炒鸡蛋,还有一个紫菜汤。我看着桌上的菜,心里直发酸。
吃饭时,她问我这些年怎么过的。我没瞒,一五一十都说了。说回去照顾我妈,说后来结婚又离婚,说这几年一直一个人。她听完,也没评论,就低头夹菜。
吃完饭,她洗碗,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。水龙头哗哗响,她背影瘦了很多,肩膀也单薄。我忽然特别恨自己,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来。
她洗完碗出来,坐下后问我,你回来干啥?
我说,想看看你。
她说,看完了,然后呢?
我一下说不出话来。
她盯着我,说,我等了你二十多年,等到你回来,站我面前,说不知道然后呢?
她说着说着,眼泪终于掉下来了。她说,我想让你那年别走,我想让你早点回来,我想让你哪怕有一年、两年、三年里,哪一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可你没有。
我走过去,把她抱住。
她在我怀里哭得浑身发抖,肩膀一耸一耸的。我抱着她,喉咙像堵了石头,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哭了很久,她把我推开,擦了擦脸,说,建平,你走吧。
我愣住了,说,小茹……
她说,我等够了。我不想再等了。你回去吧,以后别来了。
那晚我还是走了。
我在楼下站了很久,抬头看她窗户亮着灯。灯光透过窗帘漏出来一条缝,细细的。我就站在那条光底下,像个傻子一样,站到腿都麻了,才回旅馆。
一整夜我都没睡。
天一亮,我又去了。
她开门看见我,明显愣了一下,说,你咋又来了?
我说,小茹,我想好了。
她不说话,就看着我。
我说,我不走了。你等了我二十多年,剩下的日子,我陪你过。
她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,站那儿半天没动。过了好一会儿,她才转身往屋里走,门没关。我跟进去,坐在昨天那个位置。
她坐下后,低着头,过了很久才问,你知道你在说啥吗?
我说,我知道。
她说,你就不怕我恨你?
我说,恨我也应该。
她说,你就不怕我赶你走?
我说,你赶我,我明天还来。
她忽然笑了一下,笑里带着泪,说,建平,你还是那么傻。
我说,嗯,傻了一辈子了。
她这回没再把我往外撵。沉默了很久,她慢慢抬头,眼泪掉下来,说,那你留下吧。
就这样,我留在了县城。
一开始,我在她小区附近租了个小房子,找了份杂工,给人看仓库、搬搬货。她照样上班,我照样干活。晚上一起吃饭,吃完一起出去散步。县城不大,有条河,河边修了灯,晚上不少人遛弯。我们就沿着河边慢慢走,边走边说话。说年轻时候,说错过的那些年,说各自熬过来的日子。有时候说着说着,我们都不说了,就并排走。那种安静,跟年轻时在石榴树下坐着一样,舒服。
后来有一天晚上,她突然说,建平,咱回趟糖坊廊吧。
我说,行。
我们就去了南京。
再回糖坊廊,跟我一个人来时又不一样。她站在巷口,看着那些修过的墙和来来往往的人,愣了好一会儿。我拉了她一下,她才回过神。进了茶馆,老板一眼认出她,笑着说,林姐,你来了。
她也笑,说,来了。
老板看看我,说,这位就是……
她点点头,说,就是他。
老板笑了笑,没再往下问。
我们坐在石榴树下,喝了一下午茶。风吹过来,树叶哗啦啦响,阳光从缝里漏下来,在她脸上一跳一跳。她抬头看树,轻声说,还是这棵树。
我说,嗯,还在。
她又说,咱俩也还在。
我看着她,心口热了一下,说,对,还在。
从南京回来以后,我们去领了证。
没有婚纱,没有酒席,也没请多少人。就是去民政局,拍照、填表、盖章,领了两个红本本。出来的时候,她把结婚证拿在手里看了好久,像生怕一眨眼它就没了。她低声说,建平,咱结婚了。
我说,嗯,结婚了。
她说,二十多年了。
我说,嗯,二十多年。
她听完靠在我肩上,没再说话。
后来我们还是决定搬回南京。
这主意是她提的。她说,县城虽然也能过,可她心里总像落着一截东西。糖坊廊那条巷子,那棵石榴树,她老惦记。再说南京毕竟是我们真正一起过过日子的地方。她这么一说,我就懂了。于是我们退了房,收拾东西,又去了南京。
这回我们在糖坊廊附近租了个小房子,不大,但亮堂,有厨房,也有窗户。窗外不是石榴树,可走几步就能到那间茶馆。我们没事就过去坐坐,点壶茶,在树下晒太阳。有时候茶馆忙,老板还会喊我们搭把手。我端茶,她收桌子,忙完再坐下,感觉像把那些错开的年月,一点点补回来。
2025年秋天,她过生日。
那天我带她去糖坊廊,在石榴树底下坐下后,我从兜里掏出个小盒子递给她。她打开一看,里头是一枚金戒指,细细的,样子不算新潮,可我挑了很久。
她愣了一下,说,这是什么?
我说,结婚戒指。当年没给,现在补上。
她捏着戒指看了半天,眼圈慢慢红了。她把手伸过来,说,那你给我戴上。
我把戒指套进她手指。她低头看了又看,笑了,说,挺好看。
我说,你戴啥都好看。
她白了我一眼,说,老了还会说这些。
我说,老了就不能说了?
她笑着笑着,声音低下来,说,建平,谢谢你回来。
我握住她手,说,谢啥。
风从巷子深处吹过来,石榴叶子沙沙响,有几片落在她肩上。我伸手替她掸掉,她就顺势靠在我肩头。那一刻,巷子里人来人往,店铺灯一盏盏亮起来,红灯笼在风里轻轻晃,我忽然觉得,这一辈子兜兜转转,吃了那么多苦,做了那么多错事,到头来能坐在她身边,已经像是命运格外开了次恩。
她靠着我,忽然说,建平,下辈子,咱还来这儿搭伙。
我笑了,说,行。
她说,这回你别再走丢了。
我把她手攥紧了点,说,不会了。
她抬头看我,眼睛弯起来,酒窝也出来了。跟1998年巷子口卖橘子的那个姑娘,竟像一下又重合了。
天慢慢黑下来,糖坊廊的灯都亮了。
她说,回家吧。
我说,嗯,回家。
我们站起身,手牵着手往巷子口走。路灯把影子拉得长长的网上配资平台配资门户,一道深,一道浅,紧紧挨着。风还在吹,叶子还在响,那棵石榴树就在身后站着,像什么都看过,也像什么都没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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