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李建平，1974年生，苏北盐城人，1998年春天去了南京，就是从那一年起，我在糖坊廊那间小院里，碰见了林小茹，也把自己这半辈子的命，跟她缠到了一起。
那年我二十四，搁老家已经耗得没啥心气了。
前几年我一直跟着乡里几个包工头到处跑，哪儿有工地就往哪儿去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住过工棚，也睡过水泥板，最苦的时候，冬天半夜起来给水泥保温，脚底板冻得都没知觉。原先想着，只要能挣钱，苦点累点不算啥。可谁知道，1997年年底那回，老板卷了钱跑了，人找不着，工钱也没了。我们这帮人堵了几次门，报了几次案，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身上就剩一套换洗衣裳，还有一肚子说不出口的窝囊。
我爹那人嘴硬，一辈子没说过几句软话。看见我回来，他蹲在门口抽旱烟，半天没吭声。等我把包往屋里一撂，他才低声说了句，又白忙一年。那句话像根刺，扎得我胸口发闷。我妈比他强不了多少，晚上给我端饭的时候，眼圈一直红着，嘴里还硬撑着说，回来就好，人没事就好。
可我心里明白，回来不算好，回来就等于认输了。
老家就那点地，种来种去也填不饱肚子。我那时候二十四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再这么蹲在村里，别说娶媳妇，连把自己活明白都难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跟我妈说，我去南京。
南京这个地方，我之前没去过，只听人说过，说那边城大，活多，机会也多。村里有个远房表哥曾经去那边干过活，说只要肯下力气，饿不死。我妈一听我要走，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背过身去抹眼泪。她没拦我，只是进厨房给我煮了十个鸡蛋，还从柜子底下翻出三十块钱，硬塞我手里，说，路上别舍不得花，到了地方先吃口热的。
我爹送我到村口。那天风有点凉，路边的麦子刚返青，青不青黄不黄的一片。他跟我走了一段，走到拖拉机等人的地方，停下了，还是没看我，就盯着前面的土路说，好好干，别惹事，别给家里丢人。
我说，知道了。
他点了点头，像是还想说点啥，最后也没说出来。
我上了拖拉机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我爹还站在那儿。人不高，肩膀有点塌，被风一吹，衣裳贴在身上，显得特别瘦。那一眼我记到现在。
从县城坐大巴到南京，差不多六个小时。车停在中央门车站的时候，天已经偏西了。我背着蛇皮袋子下车，一脚踩在水泥地上，整个人都是懵的。人太多了，车也多，喇叭声一阵压一阵，满鼻子都是汽油味、灰尘味，还有不知道哪家饭馆飘出来的葱油味。我站在那儿，觉得自己像个被从土里刨出来的人，忽然被扔进另一种生活里，连往哪儿迈腿都不知道。
我掏出兜里记着号码的纸条，找公用电话，给一个以前在上海认识的朋友打电话。他叫陈国强，早我两年跑出来，在南京混了好几年。电话通了，他一听是我，倒挺痛快，说，来吧，我在城南糖坊廊这边租了个地方，你先过来落脚，别在车站晃。
我问了好几个人，又坐了两趟公交，才摸到糖坊廊。
那条巷子我到现在都能想起来。窄，深，拐弯多，脚下是旧石板和补过的水泥路，两边都是老房子，墙皮起壳，檐口发黑，有的门口挂着咸鱼，有的窗台上摆着葱蒜。越往里走越暗，白天都像傍晚，太阳照不进来，只能从屋顶上头漏一点光。巷子里有小孩追跑，有人在门口择菜，还有人端着搪瓷缸子站那儿闲聊，南京话夹着各地方言，乱哄哄的，可又透着股说不出的烟火气。
陈国强在巷子口等我，看见我先笑，说，哎哟，李建平，真跑来了。
我说，不来不行了。
他接过我手里的袋子，一边往里走一边说，先住下再说，南京饿不死人，就是刚来得熬一阵。
他把我带到一座小院门口。木门旧得发亮，门轴一推就嘎吱响。进去以后，是个不大的院子，中间真有棵石榴树，树不算特别粗，但枝杈已经张开了，叶子密密匝匝。东边两间屋，西边一间，南墙根底下搭着个棚子，像后来随手补上去的。院里一口旧水缸，一个砖头垒的灶台，靠墙还摆了几只煤球炉。
陈国强住东边那间，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，基本没别的。西边那间住着个姑娘，陈国强压低声音跟我说，在百货商店上班，人挺安静，不爱跟人多说话。南边那个棚子空着，房东是个老太太，姓周，大家都喊她周婆婆。
周婆婆戴着老花镜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看着挺精明，说话倒不冲。她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问，住几天还是长住？
我说，先长住吧，找到活儿再说。
她说，棚子一个月六十，水电另算，押一付一，能住就住，不能住别勉强。
我进去看了看。说是棚子，其实比杂物间强不了多少，也就七八个平方，墙上糊着旧报纸，有些地方都卷边了，顶上吊着个十五瓦的灯泡，黄得发虚。床倒有一张，就是木板床，躺上去嘎吱响。角落里还有个缺口的脸盆架。
说实话，那地方真不咋样。
可对当时的我来说，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，就不错了。
我当场把钱交了。周婆婆收了钱，从围裙兜里摸出把钥匙给我，说，晚上关好门，东西自己看好，院里做饭别把火烧大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那张木板床上，身下硬得硌骨头，耳边全是巷子里的动静。有人吵架，有人咳嗽，有自行车铃叮铃铃地过去，远处还有狗叫。棚子里闷得很，空气里一股旧纸和潮气混在一起的味道。我看着头顶那盏灯，心里却一直翻着一句话。
南京，我来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出去找活。
头几天基本都是瞎撞。看见工厂就问，看见门卫就搭话，人家一看我操着外地口音，穿得又土，先就有点爱答不理。有的说，现在不缺人；有的说，等通知吧；有的干脆连门都不让我进。我在城里绕来绕去，鞋底都磨热了，到中午就啃两个鸡蛋，再喝一口路边凉水。到了下午，人饿得心慌，腿也发软，可还是不敢歇，怕一歇下来，心气就散了。
那天快天黑的时候，我拖着步子往糖坊廊走。走到巷子口，看到路边蹲着个姑娘，旁边铺着块旧布，上头摆着橘子、袜子，还有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裳。她低着头招呼人，声音不大，却挺清亮。有人问价，她就耐着性子回，不急不躁。
我经过的时候，她正好抬头。
就那一眼，我后来记了好多年。
她长得不算那种一眼惊人的漂亮，可眉眼干净，皮肤白里透黄，像那种常年不见太阳的白，头发用根黑皮筋随便一扎，额前还有些碎发。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领口磨得有点毛，袖子卷到手腕。她冲我笑了一下，说，大哥，买点橘子吧，甜的。
我摸了摸口袋，里面就几块钱。那时候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哪敢乱买东西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摇了摇头，说，不买了。
她也不尴尬，只说，没事，想吃了再来。
我走了几步，心里还莫名回头看了一眼。她已经低下头，又在跟别的客人说话了。
回到院子，天黑透了。我坐在石榴树底下抽烟，腿酸得发麻，脑子里还在想白天碰过的那些冷脸。抽到一半，西边那间屋门吱呀一声开了，我扭头一看，愣了。
居然是巷子口卖橘子的那个姑娘。
她手里端着个铝盆，估计是出来洗菜，看见我也愣了一下，接着笑了，说，是你啊。
我站起来，说，是你啊。
她说，你住这儿？
我指了指南边棚子，说，刚搬来，住那儿。
她点点头，说，我叫林小茹，住西边。
我说，我叫李建平，盐城人。
她眼睛亮了一下，说，我也是盐城的。
我说，真巧。
她笑，说，可不是，跑这么远还能碰上老乡。
就这么着，我跟林小茹认识了。
第二天我照样出去找活，结果还是一样，四处碰壁。晚上回来时，院里飘着股呛人的烟味。我走近一看，林小茹蹲在灶台边上生火，急得脸都红了。她手里捏着火柴，一根接一根地划，可那堆柴要么不着，要么着一下又灭了，弄得满脸都是烟灰，眼睛都熏红了。
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说，我来吧。
她抬头看我，略有点不好意思，往边上挪了挪，说，这火怎么都点不着。
我蹲下去，把她塞得满满当当的柴抽出来一些，重新架了架，中间留了空，再拿几张引火纸垫进去，火柴一划，先点纸，再往里吹了两口气，火就蹿起来了。火苗一上来，木柴噼啪一响，她在旁边哎了一声，像是挺惊讶。
我说，柴不能塞太实，得让它透气，不然闷死了，怎么烧得起来。
她说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柴越多越容易着。
我笑了笑，说，哪有那个道理。
她蹲在我旁边，看着火，突然说，要不你别回去弄了，一起吃吧，我饭下得多。
我也没客气，说，行。
那顿饭我记得很清楚。她炒了个西红柿鸡蛋，另一个是土豆丝。鸡蛋确实有点老，土豆丝切得粗细不一，有的像条，有的像块，可我饿了一天，闻着那股热锅炒出来的香味，肚子都在叫。她把饭盛给我，我一口气吃了三大碗，把菜盘里那点汤都拌净了。
她坐对面，看我吃，笑着说，你真挺能吃。
我说，饿狠了。
她说，慢点，别噎着。
吃完她去洗碗，我坐石榴树下抽烟。夜里风吹过来，带点潮气，还有巷子深处谁家放收音机的声音，断断续续的。我听见她在那边刷碗，水声哗啦啦的，心里忽然就有点安稳。
她洗完碗，搬个小凳出来坐在旁边，手里还拿把扇子。
她问我，工作找得咋样？
我说，不咋样，今天又白跑了。
她说，才来两天，急啥。南京地方大，活儿多，就是得慢慢碰。
我嗯了一声。
她又问，你以前干啥的？
我说，工地，跟人打混凝土，扎钢筋，什么杂活都干过。
她说，那你有力气，肯定能找到。
我问她，你一直在百货商店？
她说，来了两年了。先是在小柜台站着，后来才进商场卖化妆品。站一天脚都发胀，不过比在老家种地强。
说着说着，话就多了起来。她问我家里几口人，我说爹妈都在，还有个妹妹嫁人了。她说她家两个弟弟都还在念书，她出来得早，就是想替家里分担点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轻轻的，没抱怨，也没喊苦，可我听着就知道，她这些年不容易。
那晚临了，她说了一句，咱俩老乡，在外头都不容易，有事就吱一声。
我说，行。
从那天开始，我跟林小茹慢慢熟了。
熟起来这事儿，说快也快。一个院子住着，抬头低头都见。早上她比我起得早，起来梳头、洗脸，再匆匆忙忙出门；我也差不多，啃口馒头就往外跑。晚上回来，十有八九都能碰上。有时候她买了菜，我帮着生火；有时候我回来早，就顺手把水烧上，等她回来炒菜。
一开始还只是偶尔搭一顿，后来搭得越来越自然。
她去菜市场买菜，会顺手问我，晚上吃不吃？我说吃，她就多买一点。我要是哪天碰巧领了点便宜蔬菜回来，也会放她门口，说，这个一起做了吧。再往后，索性就成了搭伙。
她这人有点细，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细，是过日子那种细。买根葱花了几毛，买瓶酱油花了多少，她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。月底坐在石榴树底下，一笔笔跟我对账。我有时候嫌麻烦，说差不多就得了，几块钱的事儿，算那么清干啥。她不干，说那不行，亲兄弟也得明算账，咱俩清清白白，谁都不占谁便宜，这样才长久。
我说，你这人还挺认真。
她说，认真点不好啊？
我说，好，挺好。
她听了就笑。
那段时间，我找工作还是不顺。南京看着大，可真正轮到你这个没学历没门路的外地人，能伸手够着的地方并不多。我有时候走了一整天，到晚上连顿像样的饭都舍不得吃，心里说不憋屈是假的。可一回到院子，看见林小茹在灶台边忙活，火光映着她侧脸，锅里咕嘟咕嘟冒热气，那股劲儿就又回来了。
大概一个多月以后，我总算找到份活儿。
是在一家小机械厂，给机器上零件。厂子不大，活却不少，机器一开就是一整天，站得脚后跟疼。工资一个月四百五，扣掉吃住，能剩下一点。我嫌少，可也顾不上挑，有活就先干着。
那天发了临时工牌，我揣在兜里一路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回糖坊廊，心里头比谁都亮堂。一进院门我就喊，小茹，我找着活儿了。
她正弯腰洗青菜，闻声抬头，眼睛都亮了，说，真的？
我说，真的，一个月四百五。
她立马笑起来，说，那挺好啊，今晚庆祝一下。
说是庆祝，也不过就是多炒了两个菜，外加买了一瓶啤酒。可对那时候的我来说，已经像过年了。我们坐在石榴树底下，菜摆在木凳上，中间那瓶啤酒冒着白气。我不怎么会喝，喝两口脸就热。她看我耳朵都红了，在旁边笑个不停，说，你这酒量也太差了。
我说，平常喝不起，也没人陪我喝。
她说，现在有了。
那晚月亮挺亮，照在院子里，树影一晃一晃的。我捏着酒瓶，心里头忽然觉得，南京也没那么吓人了。有活干，有口热饭，有个说得上话的人，这日子好像真的能慢慢往前过。
日子一旦有了点秩序，过起来就快。
1998年下半年到1999年春天，基本就是那么一天天过的。早起，出门，干活，下班，买菜，回院子，做饭，吃饭。听起来没什么意思，可现在回头看，那反倒是我这辈子少有的安稳时候。
周婆婆闲下来就喜欢坐在门口摇蒲扇，跟我们讲这院子的旧事。她说糖坊廊以前真是运糖的地方，河道没堵的时候，船能一直摇进来，那些大户人家就在附近囤货。她还说这院子原先是偏院，正院早年间拆了，剩下这点地方，后来就一间一间租给外地人。她说这些的时候，林小茹总听得特别认真，像在听什么了不得的传奇，我坐旁边抽烟，偶尔搭一句话。
有次周婆婆指着石榴树说，这树是我嫁过来那年种的。
林小茹很惊讶，说，这么多年了？
周婆婆说，可不是。我十八嫁进来，今年都六十多了。树还在，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她说这话时，声音不高，却让我莫名心里一动。我抬头看那棵树，枝叶绿得发亮，风一吹，叶子翻白。我当时没想到，很多年以后，我还会回来，还是坐在这树底下。
1999年春天，厂里出了件事。
有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工友，叫赵海生，平时干活挺利索的。那天机器出了点小毛病，班长催得急，他没停机就伸手去拨，结果一下被轧住了。人当场就惨叫起来，血流得到处都是。我们几个冲过去把机器关了，把人往外抬，送到医院后，最后还是截掉了两根手指。
那一幕给我吓着了。
我是能吃苦的人，可不代表我不怕。那阵子我一站到机器边上，耳边就像还能听见他那声叫，心里总发虚，手也不敢往前伸得太快。干了半个月，整个人都绷着，晚上回去也不怎么说话。
林小茹先发现了。她那人眼尖，我高兴不高兴，她看一眼就知道。
那天晚上她把菜端上桌，看我半天不动筷子，问，咋了，厂里出事了？
我愣了一下，说，你咋知道？
她说，你脸上都写着呢。
我这才把赵海生的事跟她说了。说完以后，我闷头扒了两口饭，才说，我不想干了，这活儿太悬。
她听完没立刻接话，过了会儿才说，不想干就别硬撑。命比啥都重要。
我说，可辞了去哪儿找？
她说，先边干边找呗。实在不行，这阵子我多出一点，先把饭吃上。
我一听就不乐意，说，那哪行，哪能让你养我。
她瞪我一眼，说，谁养你了，搭伙过日子，短了谁先垫一把，不正常啊？
我听得心里热了一下，嘴上却只说了句，行吧，我再看看。
后来我一边在厂里撑着，一边出去找别的活。跑了十来天，终于在一家物流公司找到搬运的差事。工资比厂里多一点，就是累，全靠肩膀和腰吃饭。早上卸车，下午装车，有时候一车货下来，衣裳都能拧出水。可我宁愿累，也不想再站那机器旁边提心吊胆。
换了工作以后，我晚上经常累得手指都伸不直。回到院里，林小茹看我龇牙咧嘴地揉肩，就会说，你坐着吧，今晚我来。嘴上嫌我笨手笨脚，做饭时却总多给我添一勺饭。有几次我半夜腰抽筋，她还起来给我烧热水，叫我拿毛巾捂一捂。
那种照顾，不是咋咋呼呼的照顾，就是很小的地方，一点一点渗进来。
1999年夏天，南京热得人要疯。
我那棚子本来就小，白天晒了一天，晚上进去像进蒸笼。顶上那层铁皮还是木板，反正存热，夜里一点风都没有，躺着全身冒黏汗，凉席底下都发潮。我忍了几晚，实在顶不住，就把凉席搬到院里石榴树下睡。
夜里总算有风，虽然蚊子嗡嗡的，可比棚子里强多了。
有天半夜，我迷迷糊糊听见脚步声，睁眼一看，是林小茹抱着凉席和枕头出来了。她站在树下看看我，问，真有这么凉快？
我说，比屋里强，你那西晒的屋应该更热。
她皱着鼻子说，可不是，跟烤箱一样。
我往旁边挪了挪，说，你铺那边吧。
她有点犹豫，还是把凉席铺在石榴树另一侧。于是那晚，我们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中间隔着棵树，各睡各的。院墙外头不时传来人声，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，月光从叶缝里漏下来，落在她脸上，忽明忽暗的。
我其实没怎么睡着。
我侧着身，看见她背对着我，头发散下来一点，贴在脖子上。她呼吸很轻，像是睡着了，又像没睡。我不敢多看，怕她发现，只好又转过头盯着天上的月亮。可眼睛盯着月亮，心里想的却还是她。
那是我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，我对林小茹，不只是老乡，不只是搭伙吃饭的邻居。
可我没敢往深了想。
说白了，我那时候算个啥？住个棚子，挣几个辛苦钱，连南京都还没站稳脚跟。她虽然也是外地来的，可在商场上班，穿得整整齐齐，说话做事都利落，人也长得秀气。我呢，晒得发黑，衣服总有股汗味，手上全是老茧。我凭啥动那份心思？
所以我把那些想法都压下去了。
只是从那以后，只要夏天热，我俩就会抱着凉席睡院里。依旧一人一边，中间隔着石榴树。谁也不碰谁，谁也不说破，可那层看不见的东西，已经悄悄长出来了。
1999年秋天，林小茹病了。
那天我下班有点晚，进院后没看见她在灶台边忙活，还觉得奇怪。往常这个点，她不是在洗菜，就是在切葱。我等了一会儿没动静，就过去敲她门。敲了半天，里头才有点响，门一开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她整个人烧得发白，嘴唇干得起皮，头发乱着，靠在门边直打晃。
我说，你这咋回事？
她硬撑着说，没事，有点发烧。
我伸手一摸她额头，烫得吓人。我说，这还叫有点？赶紧去医院。
她摇头，说，睡一觉就好了，别花那冤枉钱。
我听了就火了，说，你都快站不住了还睡一觉？走。
她还想推，我哪还跟她废话，直接把她胳膊搭我肩上，扶着往外走。走了几步她腿软，我一咬牙，蹲下身说，上来。我背着她往巷子外跑。她人不胖，可那会儿没力气，全身软软地压在我背上，呼出来的气都是烫的。我心里又急又怕，只觉得这条巷子怎么长得走不完。
到了医院一查，急性肺炎，高烧四十度，得住院。
我去排队、交钱、办手续，忙得一头汗。等全弄完，回到病房，她已经挂上水了，躺在床上闭着眼，脸色苍白得厉害。我站床边看她，心里一阵一阵发紧。她睁开眼看见我，声音虚得很，说，钱我回头还你。
我说，你先别说这个。
住院那几天，我白天照样上班，晚上就往医院跑。物流公司的活儿本来就累，下班再赶过去，人几乎是飘着的。可只要一进病房，看见她躺那儿，心里又不敢松。她有回看我坐凳子上打瞌睡，眼都睁不开了，就说，你别来了，我自己能行。
我说，那不行。
她说，真没事，有护士呢。
我说，护士是护士，我是我。
她听完就不说话了，转过脸去，肩膀轻轻动了动。我知道她是哭了，可她不想让我看见，我也就当没看见。
五天后她出院，我把她接回院子。那几天她虚得很，走两步都喘。我给她熬粥，买鸡蛋，去药店拿药，回来盯着她按时吃。她靠床头喝粥的时候，突然掉眼泪，把我吓一跳。我赶紧问，怎么了，是不是又不舒服？
她摇头，说，不是。
我说，那你哭啥？
她低着头，捧着碗，半天才轻声说，建平，你这个人真好。
这句话她说得很轻，我却听得整颗心都乱了。
我站那儿愣了半天，最后只挤出一句，你别想那么多，赶紧养好。
可从那以后，我跟她之间，的确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说不清具体哪儿变了。可能是她看我时，眼神会停得更久一点；也可能是我去上工前，她会多问一句中午带没带够干粮；又或者是晚上坐院里，她不再跟我隔着那么远，而是把凳子往我这边挪一挪。
可再不一样，我们谁也没先捅破那层纸。
我不敢，她也没说。
转眼到了2000年春天，出了一件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冒火的事。
那晚我回去得晚，一进院门就听见压着的哭声。我一抬眼，看见林小茹坐在石榴树下，抱着膝盖，头埋得低低的，肩膀一抽一抽。她平时不是爱哭的人，所以那一下我心里立马就沉了。
我快步过去，说，小茹，咋了？
她抬起脸，眼泪糊了一脸，看见是我，赶紧抹，说，没事。
我说，你这叫没事？谁欺负你了？
她不吭声。
我急了，说，你说啊。
她咬着嘴唇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断断续续地说，是店里那个经理。今天下班，他叫我去仓库点货，里头没人，他就……就动手动脚。
她说到这儿，声音都抖了。
我脑子一下炸了，站起来就想往外冲。她扑上来拉住我，说，你别去。
我说，我不去？我不去让他白占你便宜？
她死死拽着我胳膊，眼里全是慌，说，建平，你去也没用，他上头有人，咱惹不起。
我说，惹不起也不能这么算了。
她说，那我辞职，我不干了。
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，牙都咬疼了。可她拽着我，眼泪一个劲往下掉，我终究没去成。那晚她哭了很久，哭累了才回屋。我一个人在树下坐到天亮，烟头扔了一地。
第二天我还想去找那经理，结果林小茹说什么都不让。她怕把事情闹大，怕自己以后更不好找工作。我知道她担心的不是没道理。像我们这种人，在城里没依没靠，真要碰上那种人，吃亏的大多还是自己。
没过几天，她就把百货商店的工作辞了。
后来她在另一家商场又找了份卖化妆品的活，地方远一点，每天得多倒一趟车。她嘴上说没事，远点就远点，清净就行。可我看得出来，那事儿到底在她心里留了刺。她话比以前少了，有时候晚上坐在院里，明明人就在我旁边，魂却像飘到别处去了。
我想安慰她，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口。想了半天，只会说，要不我去接你下班吧。她听了愣了一下，接着笑，说，你那边也累，不用。我说，顺路我就去。其实一点都不顺路，可我还是隔三岔五去她商场门口等她。她每次下班出来，看见我站那儿，先是愣一下，然后笑一笑，那笑里有点疲，也有点安心。
2000年秋天，周婆婆的儿子来接她了。
老人家年纪大了，腿脚也不如前，儿子非让她搬过去住，说一个人守着院子不放心。周婆婆嘴上嫌儿子烦，收拾东西时却没怎么反对。我跟林小茹帮她打包被褥、锅碗，最后又把东西搬到巷口三轮车上。
临走时，周婆婆坐在车上，眯着眼看我们，突然笑了笑，说，你们两个，好好处。
这话一出来，我跟林小茹都愣了。
她倒比我反应快，笑着说，周婆婆，您保重。
周婆婆摆摆手，车就走了。
等车拐出巷子，院子一下就空了。空得很突然。回去那一路，林小茹一直没说话。进了院门，她看着石榴树，轻声说，周婆婆一走，这院里就剩咱俩了。
我说，嗯。
她又说，建平，你说，咱俩能不能一直这样？
我一下没接上话，只好问，哪样？
她低着头，用脚尖踢地上的落叶，说，就是这样，搭伙，一起做饭，一起过。
我心里猛地一跳。明明想说点什么，喉咙却像堵住了，只“嗯”了一声。
她等了一会儿，见我没往下说，也没再问，转身回屋了。
那晚我躺在床上，反反复复想着她那句话。其实我知道她什么意思，可我越知道，越不敢说。因为一旦说出来，就不是搭伙吃饭那么简单了。我怕自己担不起，也怕给不起她什么。
再后来，一晃到了2001年春节。
那年我没回老家。说是加班，其实根本不是。就是兜里没多少钱，回去也拿不出个样子来，觉得没脸见爹妈。我在电话里跟我妈说，厂里忙，过年走不开。我妈一听就哭了，说你都三年没回了。我只能硬着头皮说，明年，明年一定。
林小茹也没回。她说票难买，后来又说商场值班，反正理由换了好几个。我知道，归根到底还是钱。我们这种出来打工的人，哪有那么多体面可讲。
那年除夕，南京下了雪。
雪从上午就开始下，到了傍晚，巷子、屋顶、树枝全白了。石榴树上压着一层雪，看上去安安静静的。我站在院子里，忽然想起刚来那年春天，这树还刚冒芽呢，眨眼已经过了这么久。
林小茹裹着件旧棉袄出来，站我旁边，问，想家不？
我说，想。
她说，我也想。
风一吹，雪沫子从树上簌簌往下掉。她缩了缩脖子，我说，今晚包饺子吧。
她立马说，行。
我们下午跑去菜市场，很多摊子都收了，好不容易才买着点肉和韭菜。回来后，我和面，她剁馅。她剁馅的时候，袖子一挽，头发别到耳后，动作麻利得很。我笨手笨脚地和面，面盆上糊得到处都是。她看不下去，笑着抢过去，说，你和的这是什么，喂猪都嫌硬。
我说，能熟就行。
她说，过年不能凑合。
后来她擀皮，我包。她擀得圆圆的，我包得歪七扭八，有的捏不严，下锅前她直摇头，说，你包的这是啥玩意儿。我说，反正都吃进肚里，看着像啥无所谓。
晚上饺子下锅，屋里热气腾腾。电视里放着春晚，声音大得很，我们也没认真看。桌上摆着饺子、醋碟，还有一小瓶白酒。我端起杯子说，过年好。她也举杯，说，过年好。
酒一入口，辣得我直咳嗽。她笑得前仰后合，说，不能喝还逞能。我也笑，说，过年高兴。
吃到一半，她忽然放下筷子，眼神直直地看着我，说，建平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
我心里一下紧起来，说，你说。
她呼了口气，像是鼓了很大的劲，才说，咱俩就这样一直过下去，行不？
那一瞬间，屋里电视还在响，外头鞭炮也在炸，可我什么都听不清了。脑子里只剩她那句话，一下一下敲着我。
我拿着酒杯，手都不稳了，说，你是说……
她眼圈有点红，声音却很平静，说，你要是没那个意思，就当我没说。
我看着她，忽然什么顾虑都没了。什么穷啊，破啊，给不起啊，在那一刻都不重要了。我就觉得，要是这时候我还不说，那我就真不是个男人。
我把酒杯放下，说，我有意思。
她像是不敢信，抬头看我。
我又说了一遍，我有意思，小茹，我早就有意思了，就是不敢说。
她一下笑了，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她骂我，你这个傻子，我等你这话等了多久你知道不。
我伸手去握她的手，手心全是汗。她手有点凉，却没躲。
那晚我们坐了很久。饺子凉了，春晚放完了，外头鞭炮声都稀了，我们还坐在桌边，手握着手，像是怕一松开，这事儿就不作数了。
从那天起，我跟林小茹就算在一起了。
可我们日子还是照样过，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。第二天一早，她照样起来煮粥，我照样去上工。只是她回头看我的时候，会笑得不一样。我喝粥时，她会问一句，咸不咸。那语气里有种说不出来的亲近，听得我心里发热。
那段时间，我像换了个人，干活都更有劲了。以前搬货，想着的是今天别出岔子；后来搬货，想着的是多挣一点，以后给她换个好点的住处。晚上下班回去，看见院里灯亮着，她在里面忙，整个人就踏实了。哪怕只是一碗面，一盘青菜，我也觉得有盼头。
我们开始一起攒钱。
她拿着小本子算账，除了平常吃喝，还专门另记一页，上头写着“搬家钱”。我笑她认真，她说，不认真不行，咱总不能在这棚子和小破屋里过一辈子。她还说，等攒够了，咱租个有窗户的大点的房，最好能自己有个小厨房。她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睛亮亮的，我就在旁边听，觉得那些还没到手的日子，已经有了轮廓。
可人这辈子，常常就是这样。刚尝着点甜头，事儿就来了。
2001年夏天，我妈来信了。
信是用那种信纸写的，字歪歪扭扭，一看就是我妈写的。她在信里说，我爹老毛病又犯了，胸口闷，夜里咳，吃不下饭，让我有空回去看看。信上还有几滴晕开的墨，像是手抖时滴上去的。
我拿着信，坐在石榴树底下半天没说话。
林小茹从屋里出来，看我脸色不对，问，家里来信了？
我把信递给她看。她看完，轻声说，那你回去一趟吧。
我说，嗯，得回。
她说，请几天假，回去看看叔叔阿姨，也该回了。
我点头，可心里却沉得厉害。因为我很清楚，这一趟回去，绝不只是看看那么简单。
我请了假，坐车回了老家。
到家一看，我爹果然病得不轻。人瘦了一大圈，脸都凹进去了，躺在床上咳起来像要把肺咳出来。我妈在一旁伺候，眼窝陷得深，整个人也没了气色。我在家待了十天，白天帮着做饭、挑水，晚上守着我爹。临走那天，我妈送我到村口，背过人偷偷抹眼泪，说，你爹这身子骨，怕是拖不了太久了，你有空多回来看看。
我心里堵得慌，只能说，知道了。
回南京以后，我整个人都闷了不少。林小茹一看就知道，她也不催，只是晚上多陪我坐会儿。有时候我说起我爹，她就在一边听着，手轻轻搭在我胳膊上，也不插话。那种安静，比什么安慰都管用。
可我没想到，到了那年秋天，我爹还是没撑过去。
电话打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搬货。邻居在电话那头说，建平，你快回来吧，你爹走了。
我脑子嗡的一下，手里的麻绳都掉地上了。后来老板跟我说了什么，我都记不清了，只知道自己像梦游一样请假、赶车、回村。到家的时候，院里已经搭了灵棚，我爹躺在棺材里，脸蜡黄蜡黄的，安静得像睡着了。
我跪下去磕头，额头磕在地上，脑子里全是小时候我爹拉着我赶集的样子，还有送我去村口时他那句别给家里丢人。人这一死，什么硬话、倔劲儿，都成了空的了。
丧事办完，我妈把我拉到一边，声音哑得厉害，说，建平，我一个人在家，可咋过啊。
她说这话时，眼睛里全是怕。
我那时候心一下就乱了。
我说，妈，要不你跟我去南京。
她立马摇头，说，不去。我去那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拖累你。
我说，怎么能叫拖累。
她说，城里我住不惯，再说你还得上班，哪有功夫管我。我就在家，种点菜，慢慢过。
她说得轻巧，可我心里明白，她一个人，哪有那么容易。
从老家回来以后，我整个人都不对了。
以前就算累，回院里还能说说笑笑；那段时间，我连话都懒得说。林小茹问我，我总说没事。可哪可能没事。爹死了，妈一个人在家，像根绳子一样拴在我心口，越拽越紧。我一边舍不得南京这边刚安定下来的日子，一边又放不下老家那个孤零零的家。
有一晚，吃完饭，林小茹把碗一放，认真地看着我，说，建平，你到底怎么打算的？
我低着头，半天才说，我想回去。
她愣住了，说，回老家？
我说，我妈一个人，我放心不下。
她没立刻说话，过了会儿才问，那南京这边呢？
我咬了咬牙，说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
她手里的抹布停住了。她看着我，像是没听明白，又问了一遍，跟你回去？
我说，嗯，咱俩一起回去，在老家也能过。虽然穷点，可房子有，地也有，能活。
她低下头，很久没说话。后来她才慢慢开口，建平，我在南京待这么多年了，我已经习惯这儿了。我不想回农村。
我说，农村怎么了，咱又不是不能过。
她抬头看我，声音也有点硬了，不是不能过，是我不想过。我出来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不再回去种地吗？
那一晚，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吵起来。
吵得也不算凶，没有摔东西，没有大喊，可每一句都顶在要害上。我说我妈不能没人管，她说她不想把自己辛苦攒出来的这点生活全推翻。她说她在南京有工作，有熟悉的地方，有她熬出来的一点体面；我说可我妈只有我。她说你先回去照顾，我等你；我说那你跟我一起回去。她说她不去。
谁都没错。
可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后来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们表面上还是照常过日子，心里却都悬着。做饭、吃饭、上班、下班，什么都没变，可那种没说出口的拉扯，一直在。
2002年春天，我妈又病了。
这回是邻居打电话，说我妈下地回来晕倒了，送去镇医院了。我接到电话，整个人都麻了，立刻去请假。晚上回院里收拾东西时，林小茹站在门口，看着我忙来忙去，脸色发白。
她问，去多久？
我说，不知道，先回去看看。
她抿了抿嘴，说，那边要是没事，你早点回来。
我嗯了一声。
走那天，她送我去车站。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。人很多，车站乱哄哄的，我拎着包排队检票，她站在栏杆外头，一直看着我。等我要进站了，她突然伸手拉住我，说，建平，你早点回来。
我看着她，只能说，嗯。
车开的时候，我从窗户里看她。她站在人堆里，不挤也不喊，就那样静静站着，眼睛一直追着车。那幅样子，我后来无数次想起来，想一次，心就疼一次。
回老家以后，我在家待了一个多月。
我妈住院、出院、吃药、休养，前前后后都得人盯着。她稍微好了点，又开始催我回南京，说你别在家耗着了，年轻人哪能一直困村里。我嘴上说不急，心里却知道，她越催，我越走不开。
那一个多月，我跟林小茹通过几次电话。那时候打电话不方便，得跑镇上。我每次去，先在电话亭外头排一会儿，轮到我时，投硬币、拨号码，心里总有点发紧。她一接电话，先是问我妈怎么样，我说好多了。她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就说快了，等再稳定点。她在那头嗯一声，说我等你。
这三个字，每次都让我心里发酸。
2002年夏天，我回了一趟南京。
推开院门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林小茹正坐在石榴树底下择菜，抬头看见我，先是一愣，接着站起来，几乎是小跑着过来，一把抱住了我。她平时不是那种主动的人，可那天抱得很紧，脸埋在我肩上，声音都哽了，说，你总算回来了。
我拍着她后背，说，回来了。
那晚她做了很多菜，像过节一样。吃饭时她忽然说，建平，咱以后别分开了。
我说，嗯。
可说归说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事儿根本没过去。我妈那边迟早还要人，南京这边她又离不开。这根绳子，不会自己断，只会越绷越紧。
果然，2002年冬天，我妈又住院了。
邻居电话打来，说情况不太好，让我赶紧回去。我站在公用电话旁边，好半天没动。那天回去后，院子里格外安静。林小茹看我脸色，也猜着了。
我说，小茹，我得回去。
她点头，说，我知道。
我还是问了一句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
她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摇头。她说，建平，不是我不愿意跟你过，是我真过不了那种日子。你让我去农村，我会喘不过气。
我问，那我妈怎么办？
她说，你先回去照顾，等稳定了再说。我等你。
我说，要是一直稳定不了呢？
她不说话了。
那晚我们都没睡。外头风吹得窗纸响，屋里一点点光从灯泡下散开。我们坐着说话，说到天快亮，也还是那个死结。谁都明白，这不是一句“等你”就能解决的事，可除了这样说，好像又没有别的办法。
2003年春天，我还是回老家了。
这次走之前，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预感。我知道，这一去，可能就不是几个月、一年两年那么简单。可我没法不走。我要是留下，我妈怎么办？我这辈子最怕别人说不孝，尤其那个人还是我自己。
走那天，又是林小茹送我去车站。
她穿了件灰色毛衣，头发扎得利利索索，看着和平时一样，可眼圈一直是红的。到了检票口，她拽着我的手，说，建平，你早点回来。
我说，嗯。
她又说，我等你。
我看着她，喉咙像堵住了，好一会儿才说，好。
车开出站时，我隔着玻璃看见她还站在那儿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真真切切地想，我会回来的，一定会回来。
可人算不如天算。
回老家以后，我被日子一点点困住了。
我妈身体一直反复，好几次夜里喘不上气，吓得我连鞋都顾不上穿就往卫生所跑。白天我要种地、挑水、买药，晚上得守着她。头两年我还常去镇上给林小茹打电话，十天半个月一回。我们在电话里反反复复说的，无非就是那些话：你什么时候回来，再等等吧。她说我等你，我说我知道。
这种话，一开始还能撑人，时间一长，就像钝刀子割肉。
2005年秋天，我最后一次给她打电话。
那天镇上风挺大，电话亭外头吹得塑料布哗啦啦响。我投了硬币，拨过去。铃响了几声，她接起来，说，喂？
我说，是我。
她在那头沉默了一下，说，建平。
我嗯了一声。
又沉默了会儿，她问，你还回来吗？
我张了张嘴，话却堵在嗓子眼。其实答案我知道，可我一直不敢说。她等了两年了，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。
她在那头又问了一遍，建平，你到底回不回来？
我捏着话筒，手心全是汗，最后憋出一句，小茹，你别等我了。
电话那边一下安静了。
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她在哭。不是嚎啕大哭，就是那种压着的、轻轻的哭，越轻越扎人。她说，建平，你个混蛋。
我说，我知道。
她说，我等了你这么久，你就跟我说这个？
我说，对不起。
她没再说话，直接挂了。
我拿着话筒，听着里面嘟嘟嘟的忙音，站了很久。那一瞬间我就知道，有些东西，是真被我亲手掐断了。
从那以后，我们再没通过电话。
日子还是得过。
我妈又熬了几年，2009年走了。走的时候，她拉着我的手，说，建平，妈拖累你了。你以后，找个人吧，别一个人过。
我说，妈，你别说这话。
可她还是走了。
她走以后，家里彻底空了。原先为了她，我还能劝自己留在老家是有理由的。等她一走，我忽然就不知道自己这几年到底在守什么了。可这时候再想起南京、想起林小茹，一切都晚了。她可能已经结婚了，可能早有孩子了，可能早就把我这个人忘了。想到这儿，我又没勇气去找。
于是我就那么在老家耗着。
有时候夜里睡不着，会想起糖坊廊那条巷子，想起石榴树，想起院里那口灶，想起她生火时被烟熏得眯起的眼。那些画面越清楚，我越不敢碰。因为每想一回，都像把旧伤重新揭开一回。
2013年，我结婚了。
是村里人介绍的，一个寡妇，带着个闺女。她男人早些年出事没了，家里也想给她找个依靠。我们见了两次面，觉得都还过得去，就定了。没有什么情啊爱啊，说白了，就是搭伙过日子。她图家里有个男人撑着，我图屋里有个女人照应。
结婚那天没大操大办，就两家亲戚吃了顿饭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看着炕沿上那盏灯，脑子里却莫名其妙地冒出林小茹的脸。我想，如果她知道我结婚了，会怎么想。可那念头也就一闪，我很快就压下去了。想这些没用。
那段婚姻过了五年，不咸不淡。她人不坏，我也没亏待她，她带来的闺女我也尽力供着。可没感情就是没感情，凑在一起像两块木头搭个架子，不散，也不热。后来她闺女出嫁了，她自己也说，这么过下去没什么意思，提了离。我想了想，说行。就这么散了。
离了以后，我又一个人。
2023年秋天，她闺女出嫁。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可人家喊了我那么几年爸，我心里也拿她当自己孩子。婚礼办完，我一个人回到屋里，突然觉得这房子空得可怕。坐在炕沿上，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脑子里蹦出来一个念头：去南京。
这个念头一出来，就怎么都按不下去。
二十年了，我一直躲着不去想。可真到了这个年纪，前半辈子稀里糊涂就过去了，后半辈子还能有多长？我突然很想知道，糖坊廊还在不在，那棵石榴树还在不在，她还在不在。
于是我买了票，坐上火车。
火车一路往南，窗外风景一节一节往后退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望着那些陌生又像旧梦的站台，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。真到了南京，见着了，又能说啥？见不着，又该怎么办？我没答案。
到南京已是晚上。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，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去糖坊廊。
糖坊廊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
巷子口竖了块牌子，上头写着“历史街区”。原先那些剥落的墙都修过了，青砖白墙，铺了新砖路。两边开了不少小店，咖啡馆、文创店、小吃摊，年轻人来来往往，拿着手机拍照。以前那股子旧旧的、潮潮的味道淡了，换成了另一种热闹。
可我越往里走，越觉得心口发紧。因为巷子虽然修了，骨架还在。那些拐弯，那些门洞，甚至有几家窗台伸出来的角度，都还是老样子。
我走到当年的院子门口，门开着，里头已经改成了茶馆。
可那棵石榴树还在。
树比以前粗了不知道多少，枝叶也更大，树下摆着几张桌椅，几个人在喝茶聊天。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，照得桌面一块亮一块暗。我站门口愣了好久，才慢慢走进去。
一个小姑娘过来招呼我，说，叔，坐吧，喝点什么？
我随便点了杯茶，就坐在石榴树下。手里端着杯子，眼睛却一直盯着那树看。风吹过来，叶子沙沙响，我恍惚觉得，下一秒林小茹就会从西边屋里出来，端着铝盆去洗菜。
坐了会儿，我问那小姑娘，这院子以前住人的吧？
她说，是啊，后来改成茶馆了。叔你以前住这儿？
我说，住过。
她来了兴趣，问，住多久？
我说，差不多五年吧。
她哎了一声，说，那可真早。
我顿了顿，还是问她，跟你打听个人。以前这院子住过个女的，叫林小茹，你知道吗？
小姑娘歪着头想了想，说，名字我好像听过。我老板提过，说以前有个阿姨常来这儿坐，好像就姓林。
我心里一动，赶紧问，她现在还来吗？
小姑娘说，最近没见过。老板可能知道得多一点。
我那天在院里坐了很久，直到茶凉了，手也凉了，才起身走。可第二天我又去了，第三天也去了。
第三天下午，茶馆老板来了，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穿得挺讲究，说话却很随和。她见我连着几天都坐同一个位置，主动过来搭话。问着问着，我就把来意说了。
她听完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，你找林姐？
我心一下提到嗓子眼，说，你认识她？
老板点头，说，认识。她前些年常来，就坐你这位置。有时候坐一下午，不怎么说话，就看树。
我声音都有点发紧了，说，她现在在哪儿？
老板说，前几年还来，后来好像搬走了。听说回盐城那边去了。
我又问，她结婚了吗？
老板看着我，像是想了想，才说，没有，一直一个人。
我愣住了。
老板又说，她跟我提过，年轻时候在这院里住过，喜欢上一个男的，后来那男的回老家照顾母亲，就没再回来。她说她等了很多年。
说到这儿，老板忽然停住了，盯着我看了看，像是猜到了什么。她轻轻叹了口气，说，你就是那个人吧。
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她说，她等了你二十多年。
那一刻，我只觉得胸口像被人狠狠攥了一把。二十多年。这个数字，我以前不是没想过，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，像一记闷棍，打得我脑子都空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在旅馆躺了一夜，眼睛一闭，全是过去那些事。她在车站说我等你，她在电话里哭着骂我混蛋，她在石榴树下问我能不能一直这样过。原来我以为断了的东西，她一直没肯松手。原来那些年，她一个人扛着，真在等。
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盐城。
她老家那个村名，我还记得。小刘庄，村口一棵大槐树。以前她闲聊天时说过好多回，说她小时候就在那树底下跳皮筋。到村里一打听，果然还有人记得她。可她爹妈都没了，两个弟弟也各自出去了，老房子空着。有人说，她现在在县城住，一个人。
我又去县城找。
找人这事儿，说难不难，说容易也不容易。尤其那么多年过去，地址早变了。我在县城跑了两天，问了不少人，第三天总算在一个老小区里打听到了。
她住三楼。
我站在楼下抬头看那个窗户，腿都发软。明明一路都在想着见了面说什么，可真到了门口，脑子反而一片空白。我在楼道里站了好半天，才抬手敲门。
门开了。
她站在门里，我站在门外。
二十多年过去，她老了，头发白了一半，脸上有了纹路，肩膀也没年轻时候那么直了。可我还是一眼认出她来。尤其那双眼睛，还是当年的样子，只是更深了，也更安静了。
她看着我，没惊叫，也没后退，像是怔住了。过了很久，她才轻声说，你来了。
我嗓子发干，只说出一个字，嗯。
她侧身让开，说，进来吧。
屋里不大，却收拾得很干净。沙发罩洗得发白，茶几上摆着水杯和几本书，窗台上还有两盆绿萝。她给我倒了水，自己坐在对面。我们两个就这么对坐着，谁都不知道第一句该从哪儿说。
最后还是我先开口。我说，我去糖坊廊了。
她点头，说，嗯。
我说，那棵树还在。
她说，我知道。
我说，茶馆老板说，你以前常去。
她没接话。
我咬了咬牙，还是说了出来。她说，你等了我二十多年。
她终于抬眼看我，眼睛红了，却没掉泪。她说，建平，你知道二十多年有多长吗？
我低下头，说，我对不起你。
她笑了一下，可那笑很淡，说，对不起这三个字，我以前想听，后来又不想听了。你走那年，我真以为你会回来。我等了一年，两年，三年。后来你电话里让我别等了，我恨死你了。可恨归恨，还是忘不了。
她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很平，越平越扎人。
她接着说，后来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，我见过几个。条件有好的，也有凑合的。可我一坐那儿，脑子里全是你。我跟自己说，算了吧，别折腾人家了，也别折腾自己了。
我听着听着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她看着我，忽然也红了眼眶。她说，我最怕的不是你不回来。我最怕的是我这辈子都等完了，你还不知道我等过。
我哑着嗓子说，现在知道了。
她说，知道了有啥用，晚了。
我说，小茹，我后来也结过婚，后来离了。我这些年不是没想过你，是我没脸来。
她盯着我，突然骂了一句，建平，你真是个傻子。
那天晚上，她留我吃饭。
她进厨房做饭，我坐在外头，听着锅铲碰锅的声音，心里一阵恍惚。那声音跟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样。过了会儿，她把菜端出来，炒土豆丝，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有一个紫菜汤。我看着桌上的菜，心里直发酸。
吃饭时，她问我这些年怎么过的。我没瞒，一五一十都说了。说回去照顾我妈，说后来结婚又离婚，说这几年一直一个人。她听完，也没评论，就低头夹菜。
吃完饭，她洗碗，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。水龙头哗哗响，她背影瘦了很多，肩膀也单薄。我忽然特别恨自己，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来。
她洗完碗出来，坐下后问我，你回来干啥？
我说，想看看你。
她说，看完了，然后呢？
我一下说不出话来。
她盯着我，说，我等了你二十多年，等到你回来，站我面前，说不知道然后呢？
她说着说着，眼泪终于掉下来了。她说，我想让你那年别走，我想让你早点回来，我想让你哪怕有一年、两年、三年里，哪一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可你没有。
我走过去，把她抱住。
她在我怀里哭得浑身发抖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我抱着她，喉咙像堵了石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哭了很久，她把我推开，擦了擦脸，说，建平，你走吧。
我愣住了，说，小茹……
她说，我等够了。我不想再等了。你回去吧，以后别来了。
那晚我还是走了。
我在楼下站了很久，抬头看她窗户亮着灯。灯光透过窗帘漏出来一条缝，细细的。我就站在那条光底下，像个傻子一样，站到腿都麻了，才回旅馆。
一整夜我都没睡。
天一亮，我又去了。
她开门看见我，明显愣了一下，说，你咋又来了？
我说，小茹，我想好了。
她不说话，就看着我。
我说，我不走了。你等了我二十多年，剩下的日子，我陪你过。
她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站那儿半天没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转身往屋里走，门没关。我跟进去，坐在昨天那个位置。
她坐下后，低着头，过了很久才问，你知道你在说啥吗？
我说，我知道。
她说，你就不怕我恨你？
我说，恨我也应该。
她说，你就不怕我赶你走？
我说，你赶我，我明天还来。
她忽然笑了一下，笑里带着泪，说，建平，你还是那么傻。
我说，嗯，傻了一辈子了。
她这回没再把我往外撵。沉默了很久，她慢慢抬头，眼泪掉下来，说，那你留下吧。
就这样，我留在了县城。
一开始，我在她小区附近租了个小房子，找了份杂工，给人看仓库、搬搬货。她照样上班，我照样干活。晚上一起吃饭，吃完一起出去散步。县城不大，有条河，河边修了灯，晚上不少人遛弯。我们就沿着河边慢慢走，边走边说话。说年轻时候，说错过的那些年，说各自熬过来的日子。有时候说着说着，我们都不说了，就并排走。那种安静，跟年轻时在石榴树下坐着一样，舒服。
后来有一天晚上，她突然说，建平，咱回趟糖坊廊吧。
我说，行。
我们就去了南京。
再回糖坊廊，跟我一个人来时又不一样。她站在巷口，看着那些修过的墙和来来往往的人，愣了好一会儿。我拉了她一下，她才回过神。进了茶馆，老板一眼认出她，笑着说，林姐，你来了。
她也笑，说，来了。
老板看看我，说，这位就是……
她点点头，说，就是他。
老板笑了笑，没再往下问。
我们坐在石榴树下，喝了一下午茶。风吹过来，树叶哗啦啦响，阳光从缝里漏下来，在她脸上一跳一跳。她抬头看树，轻声说，还是这棵树。
我说，嗯，还在。
她又说，咱俩也还在。
我看着她，心口热了一下，说，对，还在。
从南京回来以后，我们去领了证。
没有婚纱，没有酒席，也没请多少人。就是去民政局，拍照、填表、盖章，领了两个红本本。出来的时候，她把结婚证拿在手里看了好久，像生怕一眨眼它就没了。她低声说，建平，咱结婚了。
我说，嗯，结婚了。
她说，二十多年了。
我说，嗯，二十多年。
她听完靠在我肩上，没再说话。
后来我们还是决定搬回南京。
这主意是她提的。她说，县城虽然也能过，可她心里总像落着一截东西。糖坊廊那条巷子，那棵石榴树，她老惦记。再说南京毕竟是我们真正一起过过日子的地方。她这么一说，我就懂了。于是我们退了房，收拾东西，又去了南京。
这回我们在糖坊廊附近租了个小房子，不大，但亮堂，有厨房，也有窗户。窗外不是石榴树，可走几步就能到那间茶馆。我们没事就过去坐坐，点壶茶，在树下晒太阳。有时候茶馆忙，老板还会喊我们搭把手。我端茶，她收桌子，忙完再坐下，感觉像把那些错开的年月，一点点补回来。
2025年秋天，她过生日。
那天我带她去糖坊廊，在石榴树底下坐下后，我从兜里掏出个小盒子递给她。她打开一看，里头是一枚金戒指，细细的，样子不算新潮，可我挑了很久。
她愣了一下，说，这是什么？
我说，结婚戒指。当年没给，现在补上。
她捏着戒指看了半天，眼圈慢慢红了。她把手伸过来，说，那你给我戴上。
我把戒指套进她手指。她低头看了又看，笑了，说，挺好看。
我说，你戴啥都好看。
她白了我一眼，说，老了还会说这些。
我说，老了就不能说了？
她笑着笑着，声音低下来，说，建平，谢谢你回来。
我握住她手，说，谢啥。
风从巷子深处吹过来，石榴叶子沙沙响，有几片落在她肩上。我伸手替她掸掉，她就顺势靠在我肩头。那一刻，巷子里人来人往，店铺灯一盏盏亮起来，红灯笼在风里轻轻晃，我忽然觉得，这一辈子兜兜转转，吃了那么多苦，做了那么多错事，到头来能坐在她身边，已经像是命运格外开了次恩。
她靠着我，忽然说，建平，下辈子，咱还来这儿搭伙。
我笑了，说，行。
她说，这回你别再走丢了。
我把她手攥紧了点，说，不会了。
她抬头看我，眼睛弯起来，酒窝也出来了。跟1998年巷子口卖橘子的那个姑娘，竟像一下又重合了。
天慢慢黑下来，糖坊廊的灯都亮了。
她说，回家吧。
我说，嗯，回家。
我们站起身，手牵着手往巷子口走。路灯把影子拉得长长的网上配资平台配资门户，一道深，一道浅，紧紧挨着。风还在吹，叶子还在响，那棵石榴树就在身后站着，像什么都看过，也像什么都没说。
牛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